★黄元英 （一） 商山，静卧于秦岭最美的地方——商洛。相较于泰山之高雄、华岳之险峻、黄山之奇绝、峨眉之俊秀，平淡无奇的商山，似乎无缘忝列名山之目。然而，唐代诗豪刘梦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著名论断，开启了世人阅读山水的文化视角。清人吴旦《贵山耸秀》诗深得此论之旨，其诗曰：“山能特立方称贵，人必孤行始足传。纵使岱山高万丈，若无孔子亦枉然。”以此论之，商山在秦汉之际无疑已是名副其实的天下名山。 战国改革家卫鞅，本姓公孙，因有功于秦，“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史记·商君列传》），封地毗邻商山，其人身和著作皆冠以“商”字，即商鞅、《商君书》。秦末汉初四博士，因 “陛下轻士善骂”，“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隐居商山，采食商芝，被世人尊以“商山四皓”。至此，一座普通的山，因为容纳了“出”、“入”两个典型而较早地垂名史册，并拥有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品格。在文史典籍和世人心中，“商山”俨然是高洁隐逸的代称、美景养心的圣地。因为，商山在“天下之大阻”秦岭的皱褶中，交通极为不便，使无数人产生“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的感慨！所谓“山因人名，地因人传”，班孟坚《西都赋》描绘长安周围环境就写到“商、洛缘其隅”，大有把商洛视为长安“后院”的味道。 此后千年中，隐逸、贬居或途经商山的文人雅士难记其数。但凡亲临者，均有心灵的撞击和诗兴的迸发。商山，洗释来访者的征尘和困顿，储存他们的足音履痕和落寞伤感，也接纳他们的精神倾诉和心灵寄放；这些商山行吟者，见证商山的绿涨红褪、风雨沧桑，享受商山的青山绿水、宁静淡远，同时也积淀着商山的诗意和韵味，传播着商山的精神和美名。这些行吟者从古走来，不断拓展着商山的文化疆域，积累着商山的精神蕴涵，他们本身也衍化为商山行走的风景和物化的诗歌。在喧嚣聒耳的今天，让我们追寻商山行吟者的身影和足迹，去感受他们的神情和体温，去品味他们的愉悦和伤感，去思索他们的幸运与惨烈……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体味秦岭之中商山（商洛）的“最美”！(二)首振铎音的殷契如果真有时光隧道，我想，我会藉此去领略远古商山的样态；我还会用心去考察，被“封于商”的商族始祖——殷契，受舜帝之命“敬敷五教”，播撒文明火种的情景。当然，关于契的故事，原本是一段梦幻般的神话传说，经“史圣”司马子长之手，这神奇的传说质变为正史的史料。 《史记·殷本纪第三》这般记述：契（xiè,）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sōng）氏的女儿，帝喾（kù）的次妃。简狄与伙伴三个人到河里洗澡，吞吃了燕子掉下一只蛋，继而怀孕生下了契。契长大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命令契说：“现在的百姓不相亲善，五伦关系不顺，你去担任司徒，虔敬地推行五伦教育。”契被“封于商”。契在唐尧、虞舜、夏禹之际功德昭著，恩泽于百姓，百姓得以安定。关于“封于商”的“商”在何处，争议尚未结束。以《史记》著名的三家注本（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所具论，商即“今上洛南是也”。在这里，笔者不参与旷日持久的学术考据之辩，也无出于狭隘乡情的文明争夺之意，更愿意尊重古之学人的论说。 舜帝命契振铎，“敬敷五教”，其原因是“百姓不亲，五品不训”。虽然，没有人视舜为教育家，但是，舜不仅讲透了教育的本质目的，即为了百姓文明和秩序和谐；而且，以“敬敷”两个字对教育者的操守作出精辟的概括，“敬”即以虔诚敬畏之心施教，“敷”即传经布道，以天下为己任。这寥寥数语，阐明了教育的原始教义！至于契是如何施教的，史无记载，但“百姓以平”的成效就是对其教育艺术的最好评价。原商县背街小学校歌有一句词：“司徒敷教，首振铎音”。开启文明教化的铎音，首次从商山响起，这也许是中华文明史上最早最动人的声音，其美妙如同孔子后来倡导推行的“弦歌之声”（《论语·阳货》）。这来自遥远的声音，古拙而单调，我们用心灵去聆听，方能捕捉其中的大美。那铎音不绝于耳，原来是在叙述“人类诗意栖居”的哲学命题，同时也在阐释“诗意栖居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终极题解！（未完待续）（作者系中文系教授、商洛民俗文化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