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英 （接上期）(三）惨烈的改革者商鞅 商鞅变法及其“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之事，家喻户晓，商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肇始于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当然，商鞅改革的创举令人敬佩。但以愚之见，商鞅是个惨烈的改革者。 元丰三年（1080）九月十五日，苏轼阅读《战国策》之后，写了一篇《商君功罪》的读后感，指出商鞅搞改革之失：“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后之君子，乐言商鞅之功，“而忘其祸之惨烈”，“吾为之惧矣”！他甚至将褒扬商鞅列为“司马迁两大罪”之一，并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苏轼集》卷92、105）。 2011年6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毛泽东18岁时写于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文章 《商鞅徙木立信论》，对徙木立信提出质疑：“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因为，徙木立信不是为了建立社会诚信让民众互信，而是让民众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行为显然有炒作嫌疑，暴露出作为变法操盘手的商鞅对民众的信任缺失和愚民思维。心中没有民众，改革何以成功？ 苏轼的批判和毛泽东的质疑，看似没有联系，其实都指向商鞅变法失败的本质：对民智的漠视，对人性的撕裂，对功利的膜拜。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需要吃穿更需要讲人伦。商鞅改革彰显了前者，却毁杀了后者，“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使人成为残缺之人。在他看来，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都是国家“六虱”之害，是影响各级官员执政能力的祸根（《商君书·靳令》）。商鞅以斩断文化之根、撕裂人性亲情之举，成就秦王所谓帝国之梦，何其惨烈！当商鞅落作法自毙，才慨叹“为法之敝一至此”！但，迟到的醒悟已无法挽救“车裂”和“灭商君之家”的惨烈结局！那一声哀叹，如激越而狂躁的乐曲残章，凝固在历史的上空，记录着痛楚扭曲的表情和夕阳倒映在泪和血中的画面，又似乎在表达着某种祝愿和期望。（四）梦断商於的熊槐为君执政30年的前楚怀王熊槐，怎么也想不到，人生命运的转折竟然与秦头楚尾的商於之地有直接关系。 怀王执政时，秦、楚、齐大国三角关系业已形成。“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战国策序》）亦是人尽皆知。前313年，秦欲伐齐，张仪南下说楚，以“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为诱饵，要楚断绝与齐国联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於张仪，日与置酒。”张仪返秦“称病三月不出”。怀王在等待中又派勇士“北辱齐王”以示对秦的诚意。结果促成“秦齐交合”，此时张仪让楚将军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这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见于《史记·楚世家》、《战国策·楚策》等史籍中。张仪这一诈，诈毁了楚怀王的智商和情商，炸毁了楚族的尊严和声誉，也使楚国失去理智而连吃败仗。商於之地成为怀王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奇耻大辱！ 14年后，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商於古道上。前299年，楚怀王收到秦昭王充满温情的信：“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屈原等人劝怀王不要赴约，未被采纳。虽知，秦昭王没有如约到武关，却“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怀王至，则闭武关。”怀王被押至咸阳，悔之晚矣，“卒于秦”。这一次，秦将关闭武关之门，也关闭了怀王的政治之门和生命之门。武关，竟成为前楚怀王有去无回的生死关。 怀王“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皆“人之祸也”（《屈原贾生列传》）。是啊，假如，怀王拥有基本的智慧，不被欺，不赴约；假如，昭王、张仪讲诚信，郑袖、靳尚不背叛；假如，屈原能继续“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怀王、屈原、楚国的命运、战国争霸的结局，乃至中国史学、文学的叙事，都会有另一种可能。但是，见证了上述悲剧的商於之地，千载不变地重复着一个忠告：历史和人生不承认“假如”！（五）秦始皇首次东巡在武关落幕欣赏河山？宣扬君威？压治东南天子气？反正，嬴政灭六国后很喜欢出巡。出巡前，做了很多准备，先是更换名号，因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嬴政自以为功绩超过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尊号为皇帝，天子自称朕，民众称黔首；再就是“筑甬道”，“治驰道”。 公元前219年，在王贲、隗林、王绾、李斯等文臣武将陪同下，秦始皇开始了他的首次东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随行人员商议决定将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琅琊石刻在歌颂 “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的同时，还有宣传“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重大决策，开展“匡饬异俗”、“除疑定法”思想教育以及树立“忧恤黔首”、“泽及牛马”良好形象的巨大作用。如此，东巡就成为高明的执政行为。但是，这一路上，始皇只是为求仙人、寻周鼎和伐湘树三件事用了心思、出了大力且动了龙威。这才明白，那石刻原来是出色的文宣，对那些随性人员的笔杆子功夫不无羡慕。 在琅琊，始皇“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到泗水，“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据传夏禹继天子位后，用九州所贡之金，将各州的山川形势、奇神怪兽铸于九鼎，九鼎就成了国家重器和政权象征。《左转》就载有“问鼎中原”的典故。始皇听说有一鼎沉没在泗水，虔诚斋戒后“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遗憾中继续南下，渡湘江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差点过不了湘江。岸边有湘山祠，始皇以为是祠中供奉的湘君作怪，“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给山剃光头，以发泄江中遇险之怒，这位始皇帝一不小心又开创了天下第一。接着，《史记》索然无味地写道：“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始皇高调东巡，在武关悄然落幕。史书没有记载秦始皇过武关的细节。武关却因迎送了大人物、见识了大场面，而名声远扬。（作者系中文系教授、商洛民俗文化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