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厚 皇颉始造字，留迹元扈阴。 剥蚀不可辨，悠悠岁月深。 洛水自西注，俯视碧沉沉。 我来独樵木，朝夕自呕吟。 当时字初成，昊苍为雨粟。 泄彼天地精，开兹蒙昧俗。 如何四千年，邈邈无人读。 不极发明意，糟粕独自局。 希腊与拉丁，后起犹奋武。 天演成竞争，优劣咸自取。 君看欧美强，昔日野蛮土。 努力廿世纪，毋忝文明祖。 ——叶声吕《元扈山观仓颉遗字》 2009年，商洛文化研究会等组织协作出版《商洛近代诗歌辑注》。我受邀对全书初稿做了审订。反复吟读书中所收的《玄》诗后，我为之重写了诗后“说明”（见该书P.202——203）。囿于编写体例文字简短之规定，话犹未尽。今天再读此诗，稍做分析。一 此诗表现了一位爱国者高扬“文字强国”的时代旗帜，殷切呼唤国人切勿为汉字之“粕”所局限，应当即奋起学习西方，改革汉字，走文明富强之路。这正是作者在当时一般诗人都热衷歌颂仓颉造字伟业之时所发出的不同凡响。 全诗可分三节。 首节叙述了仓颉造字历史之久以及识者之少。诗人独步“玄扈”山北，以“遗字”之“剥蚀不可辨”，点明汉字岁月之深远；徘徊“落水畔”，以“樵牧”“自呕吟”，暗喻古老汉字的难认难记。字古，识寡，这一矛盾为三节点明全诗主旨做了铺垫。 二节先叙汉字“初成时”意义之重大：物质上如昊天普降粮食，作物空前丰收；精神上似天地泄露精华，万众启蒙开智。后议汉字为何历经“四千年”，却几乎无人能够全读？答曰：那是人们不懂得文字发明者的强国意图，为汉字之落后“糟粕”所局限。设问，自答，为节年主旨之“水”铺好了“渠”。 三节，渠成水到，点明主旨。指出后起于汉字的“希腊与拉丁”字母，一跃演化为欧美的拼音文字。在进化与竞争中，由于文字上西“优”中“劣”，致使“昔日野蛮土”的“欧美”如今变强。中华儿女一定要在“廿世纪”“努力”改革汉字。只有如此，才无愧于“文明祖”仓颉。 全诗构思严密，诗意流畅；节节换韵，情感跌宕。诗末，作者好似一抖身处“元扈阴”、“洛水”沉、“樵牧”、“呕吟”郁境中的心头重压，尽情倾吐出了“文字强国”的时代强音。其炽热的爱国之情，令人起敬。二 探究诗人呼唤“文字强国”的心迹，既离不开“五四”时代精神的巨大影响，也与其平生经历的磨砺息息相关。 叶声吕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夜——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青年时肄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北京谋职。他的大半生，经历了封建王朝末期的黑暗统治，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压榨剥削。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商於路上“连岁兵戈孰隐沦，紫芝今日己成尘！”（《商山旅次》）九州大地“罗掘无雀鼠，城郭尽蒿莱”。诗人不尽长叹：“争权夺利几时了，伟人何多民何少！”（《灾民叹》）他不满黑暗时世，“几回欲向首阳卧，争奈京堂有双亲。”（《永安山中杂咏》）常思归隐，又放心不下京城家中的年老双亲。对国家，对人民，他心存万般忧虑，却无力回天。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既是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空前彻底的文化运动。当时的《新青年》等刊物，不止挺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同时又提出了“汉字革命”的主张。这，极大地震撼了诗人的强国之心。 当时改革汉字的旗手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中说：“我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不能普及，国语绝不能统一，国语文字绝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绝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故。”应用汉字，“字典”“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因此，“则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在钱玄同等人的倡导下，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了《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1928年，国民党政府顺其潮流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叶声吕的老家——洛南保安，正是“仓颉作书”古老传说的发生之地，所以，他的思想一经“汉字革命”说的点燃，便立即闪现出中国之落后原来是汉字 “三难”所禁锢之火花；坚信只有采用“希腊与拉丁”（即罗马字母），才能赶上“欧美强”，才不会愧对仓颉这样的“文明祖”。 “汉字革命”“文字强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社会，只能是爱国学者、血性青年的一厢情愿。在那个时代，别说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就连拼音化之前的准备工作——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等也难以推行。例如，1935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舆论压力下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反动分子戴季陶则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蒋当即下令“不必推行”。至于推广普通话，国民党政府一直沿用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所制定的老式“注音符号”，从未推广过钱公等人所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我来独樵牧，朝夕自呕吟”，“如何四千年，邈邈无人读”。当时的统治者抱守残缺，尊繁体汉字为“正统”，而如“樵牧”那样无钱进校读书的穷苦百姓只能对其人云亦云地去“朝夕”死记硬背。“四千年”过去了，能全识汉字者几无一人。诗人笔下描绘的那种无奈情景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前。三 此诗中所表现的“文字强国”的主旨是爱国的，进步的，但也明显带有“五四”时期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汉字革命”者只强调了汉字“难记、难认、难写”，却对汉字与汉语相适应的特点以及汉字独有的优点避而不谈。 “希腊与拉丁，后起犹奋武”。从文字产生来看，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古汉字，都以象形为主体、兼表意音，产生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到了元前之际，古埃及文字演变为表音的闪语字母，传入今叙利亚一带又变做腓尼基字母；再传入希腊，产生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后来又滋生了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被印欧语系的国家所采用。单从时间表象看，汉字的确是高出“希腊与拉丁”好多代的“老寿星”。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 “后起犹奋武”，汉“劣”西“优”的简单结论。 汉字从黄帝时代的原始汉字起，发展到商周之甲文、金文而成为成熟的体系文字；再从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起，历经篆、隶、楷之形体演变，历史上无论是那个民族治理中国，都一直使用汉字到今。五千年间，世间其他古老文字都消失了，为何汉字却能生意盎然？根本原因是，汉字与其所书写的汉语相适应：古汉语单音节词居多，汉字为音节文字，便于书写其词义；现代汉语复音节词增多，汉字同样易于书写其词和词素。汉字属意音文字，更易区分汉语同音词。汉语在语法上，属于“孤立语”，缺乏词形变化，仅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句中的语法关系。对此，依靠汉字这种意音文字适于表达。对于欧美那些使用内部语音形式有着种种变化的 “曲折语”的民族来说，却只能采用表音的“罗马与拉丁”字母去书写。汉字比拼音文字难认、难写，但汉字十之八九为形声字，形旁可以提示书写字的词义，声旁可以大致指点其读音。读写也有规律可循。此外，汉字更有跨地域、超时代、沟通方言、贯通古今的独特作用。可以让不同方言地区的人通过汉字进行交流，可以使古代文献典籍为后代人顺利继承。汉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以及支撑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功莫大焉！ 其次，“汉字改革”论者盲目夸大了文字的强国作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人类自有了文字，便脱离蒙昧状态跨入了文明时代。文字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强弱，却不是文字所能左右得了的。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有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等诸多因素。以英国为例，公元七世纪，当中国处于大唐盛世之时，它才是刚刚步入封建社会的 “野蛮土”。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飞跃发展。19世纪末，竟至成为世界最大殖民帝国，所占殖民地比其本土大150倍。再看印度，先前曾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到1600——1849年间，却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在1947年独立，但仍为英联邦成员。由于英国的长期殖民掠夺，始终积贫积弱。英、印同属印欧语系，所用英文同是拼音文字。其强弱之别，与文学毫无关系。再以中国为例，解放前后，一直使用方块汉字。但1949年以前，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我国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之中，国弱民穷。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人民创造力的空前发挥，我国经济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规模已是英国或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三倍半。而英、法、印三国，均为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可见，“天演成竞争，优劣咸自取”，那种把国势之强弱，归因于所采用文字的拼音不拼音，是毫无根据的。四 再谈叶诗，感悟良多。 一是，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走拼音化道路，因为拼音文字在学习、书写等方面要比汉字快得多。作为商洛读者，我们为本土诗人叶声吕出于爱国之心，早在上世纪之初即能发出“文字强国”的呼唤感到自豪。 二是，汉字走拼音化道路是长期的，不能一蹴而就。“五四”“汉字革命”者那种不顾中国汉字国情，力图一夜之间废除汉字的想法是激进的。实际上这是近代“西强我弱”态势下人们所形成的一切“向西看，向西学”的思维模式的翻版。实干才能强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结合中国特点，为汉字拼音化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简化汉字，整理异体字，使现有汉字量及汉字笔画减少，易认易写；推广普通话，为改革汉字在语音上铺平道路；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用拼音字母为汉字注音、检索工具书、辅助汉字输入电脑，在国际上用其书写中国人名、地名及其它专用名。文字专门组织则为解决采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着不断探索与研究。对汉字走拼音化道路，我们抱有信心。 三是，在汉字尚未拼音化之前，我们一定要以强烈的爱国之心，正确的读好、写好每一个汉字。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世界各国人民争相学说汉语、学写汉字已形成热潮。作为中国人，我们更要“毋忝文明祖”，牢牢守护住汉字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和精神家园。 （作者系语言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