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合 由刘淑慧部长、何邓先生主编，鱼在洋先生编集校订的 《商洛新记》早于去年十一月份就与读者见面，我也同时分享到一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细细品读，我才吃惊地发现商洛文坛竟隐藏着如此一批散文大家。比及掩卷长思，时常会发出一些感慨，觉得这是一部比较厚重、大气、有着十足份量的散文大书，姑且不言别的，单就参与撰稿的作者，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中山先生主编《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时人数相比，就已经由五十多人猛增到近八十多人，作品的数量也有很大提高，尤其是众多女性作者的参与及其艺术水准，无疑都有所超越，中生代，新生代几乎将散文营盘占尽。可见散文上代不乏人，盛况空前，远远比诗歌、戏剧、小说等门类的参与度和平均水平要乐观、过望得多。这部散文集的出版，不仅给酷爱散文的读者提供了阅读学习方便，也让地方散文作者纷纷登台亮相，从而展露出各自的风流文采，更是对当下商洛散文创作队伍阵容的一次检阅，其意义价值不言而喻。下面我就其印象深刻的地方，发表一点个人意见，权作抛砖。 一、描绘山川，赞美生活，歌颂时代，已然成为商洛散文家的自觉行为 文学上的自觉，应该是作家在特定时代中的思想、品质、良知上的自我反映，是对现实生活深刻体验、感受后创作欲望的自我要求，要进入这样的自觉自是不易。我国建安时期文学上的“慷慨悲凉”风骨形成，就是因为建安时期的诗文作家，在那个乱世之中，有着悲悯的情怀和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抱负，所以他们在作品中拯救灵魂，表达良知，使文学走进自觉时代，焕发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南宋时期，金人入侵，国土沦陷，抗金复国的呼声响彻中原大地，此时的诗词文章一齐奏响“韵调激切”这样的旋律，它同样是一种动人的自觉行为。可见，自觉又是文学创作境界的升华。 《商洛新记》中的作者，就具有这样的情怀，有一种安身立命的责任意识，无论人事回忆、胜景游览，还是游子怀乡、风物介绍、生活杂感，都能着眼于祖国各项事业的日新月异、繁荣昌盛，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一大批作品描写了商洛的山水风光、风土人情，描写了居住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升，更是对他们精神层面生活做了积极表现。真实感人的笔触表达了对民族复兴、对党的好政策、好领导的感激和崇高礼赞之情，流露出各自的共同心声。欧阳虎《高山上的常青树》一文，描写了一户老人长期居住在高山上而不愿移居的幸福生活图景。作品中的老人感慨地说：“如今好了……上面只给农民办好事，什么也不收了，还给农民林业补助、籽种补助、低保补助、老年补助……好日子，好日子，祖祖辈辈都没见过有这么好的世道啊！”老人的话正如作者所议论的：“党的阳光洒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温暖着每个人的心头。”他们实话实说，对党心存感激，因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受益者，其情感的流露极具代表性。 鱼在洋《故乡在阳光下飞翔》，描写了他在故乡的见闻，在一次乡人婚宴中，他看到了人民的新生活、新光景以及所听到的话语，很能反映出乡民对生活优越的极大满足。酒足饭饱，衣食无忧，不由让人想到“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鹅湖美句，连作者也抑制不住自己说道：“世界真是变化快，乡亲们的日子真的好过了，谁不承认这一点，绝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真诚的语言，滚烫的感情，是事实证明的结果，是作者发自肺腑丹田的。程玉宇《高坝街村的春天》，叙写了大灾过后，村干部带领群众兴建家园的感人事迹，作者盛赞了乡村干部未雨绸缪、一心为民的美好品质。所有这些题材、主题，无疑为我们时代注入的是正能量，具有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号召力。古人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正是这个道理。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为农村、为城镇做了大量的造福于民而又初见成效的事情：退耕还林、义务教育、医疗低保、安居工程、村村通公路、学生营养餐等等。政府投放补贴，加大扶贫力度，使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居住条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而《商洛新记》中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把笔触放在了新旧对比中的生活质量改变上、品位的提高上。这一切，老百姓没有忘，作家没有忘，他们都有一腔感恩情怀，都有着良知上的自觉意识，在写作中，主动积极地袒露心怀，故而作品在群体风格上，形成了“志行昂昂，基调向上”的风格特点，这尤让人感动。 二、面对问题，深沉思考，努力担当，表现出商洛散文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商洛，是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发展缓慢，它自然而然地制约着各个方面的发展速度。难免会出现因为追求经济指数增长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问题，加上个别地方干部缺乏远见卓识，往往铸成“功在眼前，弊遗子孙”的大错，当然大多数问题属于思想观念方面的，但也会造成问题的严重性。如环境污染、土地浪费、教育滞后、资源缺失、传统地方文化销蚀。凡此种种，在《商洛新记》当中都不乏这样的篇什。作为散文作者，他们没有冷眼旁观，没有置身三界之外，而是直面问题，不隐瞒，不回避，不息事宁人，客观从容地把它表现出来，形成了“问题散文”特色，这种散文可以促使大家去深刻思考、反思，可以警示大家对存在问题的重新认识和产生彻底解决的决心。这既是文学作品的责任，也是作者勇气的担当，他们能够呼吁、呐喊，自是难能可贵，令人心悦诚服，从而对他们产生出由衷地敬意。 譬如丹江水源的问题，有五六篇散文都涉及到。田家声的《丹江抒怀》写道：“而今由于丹江上游筑了大坝，把江水拦了起来，那河床也被积沙淤得越来越高，水势愈来愈小，莫说行船，即使是竹筏也难以载浮起来，商州境内的丹江上，是再也看不见昔日帆船竞渡的热闹景观了。”方英文《商州郊游》中则说：丹江“满是杂草，偶尔见些羊粪蛋儿……河道被拉直，夏季时常断流，发臭，实在辜负了一个‘江’字。”刘逢生《我的丹江》则写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丹江两岸，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丹江两岸一批小纸厂、小化工厂拔地而起，工厂的污水全都排入丹江，昔日清澈见底的水一下子变黑，再也看不到鱼儿的影子（但后来他们咬紧牙关取缔了）。朱金华的文章也有反映。”这样的文字，表现的尽是忧虑和失意，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 再看看屈超耘二十年前笔下的丹江：“你们不晓得，我们商州山里的丹江河啊，真是一条好河，三四十丈宽的口面，冬夏都是清湛湛的，山影、树影、云影，全漂在水面上。想吃鱼，一个猛子扎下去，不大一会儿，就会摸到三五斤重的家伙(《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第279页》)。” 两相对比，丹江水资源问题明显显露出来。如今，黑龙口上游，凡有人家地方的河岸，垃圾成堆，没有统一管理，每逢涨水，便顺水而下，我们怎么“一江清水送北京啊？！”保护资源已是迫在眉睫，成为重中之重。 刘凤鑫在《泉边》中说道：金丝峡，“山水旖旎，风光无限，都是沾了水的光。倘若有一天泉干涸，溪断流，山秃树枯，没有了湖光山色……那将是生态的浩劫。”这样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也非杞人忧天，提醒我们是该痛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面对环境保护，刘逢生在《我的丹江》中说：“痛定思痛，只有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把灾难减轻到最低程度。”贾建霞在她的散文中也深刻指出：“对于景物，最好的保护，就是远离；最大的爱，就是给她一个宁静而庄严的空间。”金石之声，有着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作用，都表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回归，也表现出他们对环境资源缺失的焦虑和忧心。关于孩子教育，程玉宇在他的《乡村教育》中指出了发人深省的是城里的孩子，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很难成才，究其问题原因，是吃苦少，懂事慢。他把医治教育滞后的良方放在了走出课堂从事吃苦劳动上，以此促使其懂事明理。 对于文化景观的消失，宋瑞林在《最后的风景》一文做了愤然的描述和揭示，那些为了获得蝇头微利的人，不惜一次次“亮利斧头，点燃炸药”，使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訇然倒塌”，严肃指出这种野蛮的、愚昧无知做法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让人痛心疾首，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反省。王卫民散文中对那些吃馒头剥皮，坐公园砸灯泡、毁座椅的行为也给予严厉批评。以上这类散文都表现了作者的责任担当精神。 什么是优秀散文？散文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他应该站在时代顶端，去面对一切。故而，有思想、有境界者，才是大手笔，才是第一等；学问知识次之；情浓浓，意绵绵，发个人之幽情者又次之；以下当不入格；油腔滑调，哗众取宠者当不复言。以此说来，《商洛新记》中这些散文自当体现出了她的思想、意义和价值。 三、写人记事，传递知识，抒发情感，也是《商洛新记》中的最大亮点之一 《商洛新记》的编者在篇目选取中，并不仅仅局限于文章对时代、对生活的自觉歌颂或对存在问题的深刻思考上，他们还有目的地选择，穿插了少量的知识性或兼及知识介绍的散文篇章，这使本书避免了内容上的单一，增强了可读性，变得耐人咀嚼。足以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知识性散文对于某些人来讲，却并不甚好写，就因为强调知识的贯穿，便增加了写作难度。比如历史知识、文化知识、文学、地域等方面的知识，要求作者的掌握必须驳杂宽泛，也就是说学问功底好，其文章必然妙笔生花，能给读者以求知上的满足。我国清代的 “肌理派”、“桐城派”文章，就是讲学问、讲辞章，讲材料、论据，这成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 《商洛新记》中有一些篇目，发扬了这样的良好传统，能够表现出各自的创作优势。赵遵礼先生的几篇散文，往往是澄清问题，拨乱反正，给人以确切的概念。无论是历史沿革，还是典故出处，都能做到左右逢源、轻松自如。张中山先生的散文，除却激情饱满，始终贯穿的多是历史知识、马列主义知识和文学常识，加上简洁流畅的文笔，自然彰显出他学问上的渊博和识见。秦建荣的文章畅达隽永，多是对棣花家乡的描述介绍，他笔下的棣花街、棣花人、棣花事、池塘、河堤，层次井然，轮廓清晰，使读者一如身临其境，可以看做是游历方面的知识性散文。姚元忠《年向乡村奔来》，对缠糖制作的诉说，可使读者一目了然，依葫芦画瓢，照样可以做出香甜可口的糖片子。丹鱼的《凤冠山下养蜂人》，对蜂的习性及如何去养，作了较大篇幅的介绍，可使读者对其有一个大致了解；程毅飞《开放在乡村上空的花朵》，涉及到感冒治疗，可说是一剂很好的、很管用、就地取材的药方。 以上的事例说明，散文家的散文要博，要杂，要做到王充要求的“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只有这样，散文才会变得从容开阔而富有品位。 《商洛新记》中也有很多篇目是以抒情为主的，即使是稍带记事，那也是充满真情。他们借助散文这一载体来寄托感情，来记载事情，来表现自己强烈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可贵的是，这些散文无论是涉及到忧和愁，还是喜和乐；无论是写悠闲还是写烦闷，绝然不激不厉，不浮不躁，有一种浓浓的，淡淡的，绵绵无尽、无过无不及的中正平和之美，体现出较高的散文境界和艺术水准。贾建霞《我的乡村我的根》一文，描写了主人公受到喧嚣城市中世俗的困扰，从而感到生活的迷茫、迷失，故此，向往乡村，渴望乡村生活的真诚与宁静。情绪虽然郁闷，但不低沉；刘剑锋的《北塬》，以诗一般的语言，诉说着对北塬的挚爱，情绪涌动，却不激动；南星《家乡的绿》，流露出自己对城市生活忙和累的厌倦，滋长的是对家乡缠绕般的牵挂，虽然烦闷，但不消极。作者都以平和、平静的心态，做了分寸锱铢上的把握，使他们的作品呈现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深长情调。这体现了文学创作中情感上的真诚与真实，也体现出他们良好的创作素质。其他如鱼在洋、刘少鸿、巩文超、杜会琴等人，其散文都具有此等优长，恕不赘述。 四、精看细读，再三考量，美中仍有不足 不足之处有三：其一，内容、形式单一。就内容看，大多数篇目是夹叙夹议、叙事抒情混合型散文，呈现的是一种面貌、一种风格，很少有各自独特特色。作者要对自己的散文打问号，问自己究竟是写人还是叙事，是抒情还是议论，是游记还是说明，棱角不分明，很难归类。假若写人叙事，就应贯穿六大要素；假若抒情，就得借题发挥；假若议论，就得有观点事实；假若是游记或说明文，就要有行止线索和材料应用说明。体裁把握不严，变成了散文“混血儿”，不够地道。其二，整个集子中的作品，篇幅长短太过一致。大约是因为受到发表要求限制，这显得过于整齐划一，单调而不真切。要说散文和其他文章差不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而不令人厌其长，短而不令人觉其短，总要以合度为宜。古代散文，长篇有三五千字，最短也只几十字或十几个字。就是说并非长了就好，短了便不好。清人廖燕说过：“小者大之躯，短者长之藏也，……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并比喻指出，短文犹如匕首，“杀人尤透”。苏轼也讲：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乎所当行，常止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们的话说明了写法如长枪、短枪，如大炮、手榴弹，都管用，都能打败敌人，不必拘泥篇幅限制，过于千篇一律，反觉不像。其三，个别篇目，在文词驾驭上、修辞手法使用上往往欠妥，因辞害意，有伤大雅，且造成文章格调上的偏离。如：“人们就像老鼠一般，纷纷从水泥洞穴里爬出来，去山上吸氧……和狐朋狗友饮酒作乐…… （《夜游苍龙山》）。”这样的句子和描写很不着调。对于词句要千锤百炼，对于句子、意思，要做到字斟句酌，达到李渔所讲的“篇篇有可斟之句，句句有可宝之字，即传千万年，亦非侥幸而得者矣”的要求才是正格。结束语 总之，《商洛新记》把“秦岭最美是商洛”作为主题，我们的这些散文突出了这一主题，唱响了这一旋律，歌颂了这一盛事，符合了组织、编纂者的初衷，无疑是成功的。 商洛虽然经济落后，想必在文化上仍能继续营造出更浓郁的氛围，我渴望这儿才子辈出，佳作浩繁，渴望能像燕山雪片一样，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在商州这块古老的、期待文艺不断走向繁荣的土地上。 （作者系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