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声
   自从明代福建省长乐县有个叫陈振龙的人偷偷将红薯的种子从菲律宾引进到我国，之后，红薯这个泊来品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开花结果。
    故乡商州那种沙砾土壤最适宜生长红薯。忘不了“吃食堂”那年，家中自然是早已断了炊烟，生产队集体食堂里几乎天天顿顿是蒸红薯。然而每次分回的三五斤熟薯还不够一家八口人塞牙缝。我那时幼小，不晓事理，回回吃不够就“哇哇”嚎哭，母亲无奈，只好打着饿肚将留给她的那一小份让给我吃。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出戏，戏名叫《三家福》。唱的是穷秀才苏老先生年关教学回家，将自己一年辛苦挣下的几文铜钱慷慨赠予了迫于家里断炊而奔荒郊寻短见的邻家媳妇。囊中如洗的他却去了旁人家地里偷红薯，贼皮未背上，反倒落了个三家同福，皆大欢喜的结局。于是，脑海里突然闪现出童稚时所干过的一桩荒唐事来⋯⋯
    依然是大集体时代。那年深秋，年近八旬的奶奶病饿在床，昏昏迷迷中硬是从牙缝里挤出“红——薯⋯⋯红——薯”二字。噢，奶奶想吃红薯！于是我便提了笼筐，从后门悄然溜出，去了后坡生产队红薯地装着给猪寻草，却趁着看红薯的瘸二爷回家吃饭之机，偷偷刨了几窝红薯，放于笼底，表面苫上一把猪草，心里打着小鼓跑回家门。未及喘气，便要母亲给奶奶煮饭吃。没料做得“好事”反倒落了顿痛骂。母亲喋喋不休地说我人穷没出息，少志气，硬是把田家的先人给丢得没影了。我只觉委屈，躲在一旁抹眼泪。父亲在一旁打圆场，说自古饥寒出盗贼，就饶了娃这回算了！
    在那大搞个人崇拜的极左年代，有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就是伟大毛泽东不知啥时在哪里吃了餐红薯，觉得味儿香甜，遂感慨地说了句“红薯好吃，我最爱吃”的平常语，传扬出去竟然成了“最高指示”，被某些人视为“圣旨”。于是，神州大地到处大种特种红薯。那时候别的农作物不种尚可，唯红薯是必种之物，不种红薯就是违背“最高指示”，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罪名谁能担待得起?于是，坡地种，平地种，水田起旱也得种。以至红薯收获季节，生产队的大场里红薯垒得山样高，各家各户都能分得成千上万斤，红薯多得把人绊得栽跟头。于是老百姓锅里无二样，一年四季上顿下顿地吃红薯，吃得老人嫌弃娃不爱，不少人因吃多了红薯落下胃病。
    世事变迁，时代大变。农村实现责任制后，家乡人摆脱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不受制约只在山坡地栽种少量的红薯，而且多作为牲口饲料用。这是因为家乡平川地产的细粮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吃不退，谁还稀罕吃红薯?
    回顾往昔，岁月峥嵘。极左路线害苦了百姓。我们确实吃尽了瞎指挥，一阵风的亏。今后干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三思而行。这就是红薯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反思和启迪。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