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新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由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的，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文学繁荣而设立，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较大。“茅盾文学奖”于1981年设立，1982年举行了首届评选，以后每三年评选一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10月25日揭晓，贾平凹著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荣获此殊荣。作为从商洛走出去的本土作家贾平凹，其《秦腔》获奖在我院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本报编辑部特约我院中文系副教授、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成员杨军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欣闻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以最高票数摘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真是商洛文学界乃至当代文坛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欣喜之余，就自己所思写一点文字以示祝贺，从“秦腔·阉割·乡土”这几个意象出发对《秦腔》的叙事艺术做一些探讨。 贾平凹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这无疑是因为他的作品《废都》引发的，《废都》销量之大，影响之广，引发的争论之剧，可能是上个世纪末文坛最大的事件。自《废都》之后，贾平凹还有多部作品问世，但反响并不强烈，相反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人们开始疑心贾平凹是不是江郎才尽，再也无所作为了。但在2005年，贾平凹做出新的调整，这个调整是一次自我超越。其超越的方式只有在真正具有破解性的文本建构中，在有贯穿自己历史的美学创生中才有意义，这就是《秦腔》的出炉。那个阉割动作的出现，那是怀恨在心的阉割，那是解开历史的阉割，那是重新展开的美学追寻的阉割。请看作者从“阉割”开始的叙事策略，《秦腔》中叙述了在引生偷了白雪的胸衣被饱打一顿后，引生痛不欲生，这样写道： 我的一生，最悲惨的事件就是从被饱打之后发生的。我记得我跑回家，非常地后悔，后悔我怎么就干了那样的事呢？······我掏出裤裆里的东西，它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名声，它给毁了，我就拿巴掌扑扇它，给猫说：“你把它吃了去！”猫不吃，猫都不肯吃，我说：“我杀你！”拿了把剃头刀子就去杀，一下子杀下来了。血流下来，染红了我的裤子，我不觉得疼，走到了院门外，院门外竟然站了那么多人，他们用指头戳我，用口水吐我。我对他们说：“我杀了！”染坊的白恩杰说：“你把啥杀了？”我说：“我把X杀了！”白恩杰第一个跑进我的家，他果然看见X在地上还蹦着，像只青蛙，他一抓没抓住，再一抓还没抓住，后来是用脚踩住了，大声喊：“疯子把X割了！割了X了！” 这种阉割意识正是社会变革中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的产物。中国文学历经了80年代漫长而艰难地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交融历程，衍生出后现代主义，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这种历史意向被打断。90年代以来中国确实有一个城市化的高潮，但是这样的城市化在精神上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从而导致物质欲望、金钱欲望肆意涌动。贾平凹的《废都》就试图表达这种历史意识，但他显然处在错位之中。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那也是贾平凹所擅长的方向，但他要写作城市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这种城市中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是一种奇怪的族类，无论如何表达，他们都只能是被驱魔的对象。无法书写的城市，可能也是贾平凹《废都》遭遇集体围堵驱魔的缘由之一。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热烈的阶段，然而文学却再次顽强坚韧地回到乡土叙事，回到中国文学一直赖以寄生的文化大地和美学氛围中，这确实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 很显然，熟悉乡土中国的贾平凹不再去关注城市，那座墓地一样的废都。他要更加本分地回到乡村，回到他的故土。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讲述秦腔衰落的故事。但在这部作品中，这些文化标识只是文化符码，并没有化解成文本中的叙事风格。这部作品再也没有贾平凹原来的那些清雅俊朗、明媚通透，而是更多呈现为奇谲怪诞、粗砺放纵。虽然不失原有的自在，却更倾向于生活的原初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领悟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去除乡土叙事所笼罩的规范性形式，那种在主导的美学霸权底下的合谐美学风格。贾平凹现在则是逃离了规范化的乡土叙事，不再具有历史的深度关怀，不再有一种文化的自在沉静，而是一种“无”的态度，阉割了那个历史理性的欲望目标，把它转化为一个疯子的视点，一个随意看到的乡村自然景观。原来的那个宏大的乡土叙事，具有历史发展方向和愿景的乡土中国正走向终结，并且携带着它更久远的文化传统。在乡村这一切正在终结，乡村的废墟正在蔓延。 清风镇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小说描写了清风镇在后改革时期面临的境遇。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大量需求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和农业遭遇冷落，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小说当然不是报告文学作品，贾平凹是从清风镇的日常生活入手，一点点呈现出生活的变化。揭示出乡村中国传统生活形式的改变，乡村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行为方式和心态的改变。当然，小说一直是跟踪那个疯子引生的视点，从他的眼睛看到清风街的历史是衰败的历史，一如他的命运遭遇，是被阉割的，是无望的自我阉割的历史。清风街的颓败，是革命文学关于乡土叙事的宏大历史解体象喻。 这部被命名为《秦腔》的小说，更为内在的是表现乡土中国文化想象的终结。“秦腔”是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象征。清风镇民风纯朴，本来安居乐业，热爱秦腔，民间艺术应有尽有，这里的人虽然生活于贫苦之中，但有厚实的文化底蕴，他们坚韧而乐观。当然，“秦腔”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贾平凹对他描写的生活对象和他作品的命名，那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秦地生活，那是具有文化意味的秦汉大地，那是中国传统历史在当代中国乡村的全部遗产的象征。然而，现代性的进向使秦腔难以维持下去。白雪这个美丽的女子作为秦腔表演的代表，她的遭遇本身是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败写照。新一代的农民陈星已经不会唱秦腔却会弹吉它，秦腔影迷夏天智的孙女翠翠却迷上弹吉它的陈星。夏风这个从清风街出来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把妻子白雪调到省城妇联去。依然在艰难地坚持唱秦腔的白雪，只是到四邻八乡的红白喜事上去唱咏，更多的情况下是到丧事上去歌唱。这是个绝望的讽刺。后来白雪生下一个残疾儿，它隐喻式地表达了白雪的历史已经终结，民间艺术的纯美只能产生怪胎，不会再有美好的历史在延续。最后，白雪与夏风也离婚，回到娘家，她在夏天智丧葬时唱着秦腔。夏天智一辈子热爱秦腔，是秦腔最执着和纯粹的传人。 当然，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显示出一种独特性，在不少人看来，这是杂乱无序的乡土生活的拼盘，是无法忍受的语言大杂烩。然而，如果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也是独到的。它的叙事方式本身表达了乡土美学的终结。《秦腔》采用的视点是引生这个半疯子的视点，这个视点不只是看出乡土中国历史的破碎和衰败，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视点表达了对中国主流的乡土叙事的拒绝和逃离，甚至非常尖锐地表达了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叙述人引生的自我阉割是个叙述行为的象征，只有去除个人的欲望，个人话语欲望，去除建构历史神话的冲动，才能真正面对乡土中国的生活（当然也可能是对《废都》的遭遇的愤怒，他干脆上来就自我阉割，使欲望不再有真实的行为）。秦腔的失去就像美的失去，就像是白雪这样一个乡村美人不能再生产的，只能生产畸形儿，这是个终结的美丽的传统的观世音。秦腔的悲壮结局，正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挽歌。 小说的阉割是一个象喻，引生作为一个叙述人过早地自我阉割，他不只是阉割了自己对白雪的欲望，也阉割了对历史倾诉的欲望。他只是看到乡村的日常生活，这里只有平凡的琐碎的生活。贾平凹不再虚构历史，不再叙述宏大的合乎历史目的论的故事，这里没有剧烈的历史矛盾，也没有真正的深仇大恨，只有人们在吃喝拉撒。小说的叙事主要由对话构成，是对宏大叙事最坚决的拒绝。这里到处都是人，并没有主要的人物，没有戏剧性冲突。这是对资产阶级现代小说的彻底背叛，资产阶级现代小说是以情爱为主导，以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变异为线索，小说经常是在独处的空间，如客厅和卧室，或者大自然的野外，那种小说的空间总是有一种整洁和安静的气氛。但在贾平凹这里，到处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人，众声喧哗，杂语纷呈。一会儿是说陕南土语方言，一会儿又是唱秦腔。引生这个孤独的视点却从来不会透视人的内心，现代主义的小说则是以叙述人进入内心为自豪。但引生的视点看不到历史的连续性，看不到生存的意义，也看不清真相和人的内心。只有生活在流动，只有人们在活着和说话。与其说引生躲在一边在看，不如说他躲在一边在听。这么多的对话，几乎全是对话，这是反叙事的小说叙述，是没有叙述的叙述。这是听的小说，就像生活本身重现一样，这是唱出的小说。 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也就是乡土历史的终结，乡土历史说到底是乡土叙事的历史，是乡土的叙事历史。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颠覆的存在，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被虚构，像贾平凹这样的“乡土文学”大师也已经没有能力加以虚构，那就是乡土文学的终结，就是它的尽头了。《秦腔》表达的就是它的挽歌，就是它的最后一次的虔敬。从此之后，人们当然还能以各种方式来书写乡土中国，但那种最极致的、最畏惧的和最令人畏惧的写作已经被贾平凹献祭般地献上了，其他的就只能是写和重复地写。 正是这个破碎的寓言，它使乡土中国叙事在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特征时，又具有美学上的前进性。这是中国新世纪文学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想要而无法得到的意外收获，具有更加单纯的中国本土性，但是这样的叙事和美学表现却又突破了经典性的乡土叙事的樊篱，它不可界定，也无规范可寻，它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新世纪文学在其本土性意义上最内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的表意策略具有中国本土性特征：语言、叙述方法、修辞以及包含的所有表意形态。这个破碎的寓言却使当代小说具有了对这样的全球化进行质疑、穿透和对话的可能性，破碎性的叙事本身，是乡土自在的本真性生活的自我呈现，它是一种杂乱的呈现，一种对新世纪历史精神无须深刻洞悉的呈现。乡土文化崩溃了，作者引导我们在听那曲挽歌。这肯定是我们不能理喻的乡土，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更具有本土性力量的乡土，可以穿越过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的场域。它本身就是挽歌，如秦腔般回肠荡气又令人不可忍受，在全球化时代使汉语写作具有不被现代性驯服的力量。原载于《商洛学院》2008年11月15日第94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