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至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先后91年古商州名为洛州。北朝大诗人庾信，曾是洛州的最后一任刺史。一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北史·列传第七十一》说他“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十五岁，侍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萧统为东宫讲读。十九岁时，其父庾肩吾为太子中庶子，掌书记，参与编写《照明文选》。庾信和徐陵并为抄撰学士，二人同时写了不少“绮艳”的宫体诗文，世称“徐庾体”。 公元548年，侯景叛梁作乱，兵临国都建业（今南京）。此时，庾信身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梁简文帝命他率宫中文武在朱雀航抗敌；由于部下逃跑，全军溃败，无奈潜奔江陵 （今湖北江陵）。公元552年，梁元帝即位江陵，又授他右卫将军，分武康侯，加散骑常侍。 公元554年，他聘于西魏，出使长安。恰遇西魏大军南侵江陵，他因受魏相宇文泰之器重，被留长安，屈仕故国。公元556年，北周代魏后，他官运更为显通，曾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进爵义城侯。公元575年，拜为洛州刺史。此时，陈朝代梁，与北周通好，请求允许庾信回陈；但北周统治者惜信之才 ，拒其南归。公元578年，他由洛州调回长安，继任司宪中大夫。 庾信后半生身处异国，虽然“位望通显”，但由于国丧家亡，屈身仕敌，内心常怀故国之死，痛苦异常。诗风也为之一变，苍劲沉郁，充满爱国之情。周静帝大象初年（公元579），因病去职。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后世传有庾信文集多种，唯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16卷）为详。二 庾信是北朝著名的诗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其诗歌创作可以侯景作乱、梁亡留魏为界，分做前后两期。 前期庾信出入宫禁，生活优适。为了迎合帝王口味，写了不少轻薄绮丽的宫体诗赋，是典型的宫体诗人。诗作中虽亦有“水流平阔下，山花满谷开。行云数番过，白鹤一双来”（《咏画屏风》之廿四）那样生动明丽，少脂粉气的佳句，但毕竟为数不多。 侯景作乱，使他对梁朝君臣的腐朽无能有了深刻的认识。梁亡留魏，屈身仕敌，使他的内心经历了极度的痛苦。诗赋的内容风格发生了根本变化。“庾信生平最萧瑟，晚年诗赋动江关”。（《戏为六绝句》）杜甫的诗句，正是对他晚年诗赋的肯定。由于“常作相关之思，乃做《哀江南赋》”。这是一篇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名作。赋中他沉痛描述了梁朝的兴亡经过：梁武帝统治“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侯景反复无常，祸国殃民；梁元帝偏安江陵，为西魏所灭；梁敬帝无能，终被陈霸先篡位……对梁朝君臣的昏晕、苟安、猜忌、内讧，进行了揭露、鞭挞；对山河的破碎、人民的流亡，寄托了怜惜、同情。诗作《拟咏怀二十七首》，则是反映他霸留异国、屈辱仕敌的组诗。“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流露出他思念南归而无法实现的忧伤；“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更见其强颜欢笑为异国效劳的屈辱。这种心情，也反映在他的《小园》等诗赋中。清人倪璠说：“《小国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可谓一语中的。至于赠别诗《重别周尚书》，则更道出了他羁留长安、怀念故国之忧伤：“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周尚书”名弘正，梁元帝时为左户部尚书。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他奉命出使北周，来到长安；三年（公元562）南归时，庾信写下这首诗与之赠别。其心情之凄苦，令人读之泣下。 庾信是六朝集大成的作家，古诗、乐赋乃至日渐衰微的辞赋，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用南朝丰富的文学技巧，抒写在北朝激发起来的生活感受，起到了南北交流的作用。他又是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诗人，其五、七言诗讲求对仗、声律，有的已暗合了唐代的律诗、绝句，成为唐代诗歌高潮的先驱。三 周武帝建德四年（公元575），庾信被拜为洛州刺史。这年他已62岁。 庾信出任州官，本是北周统治者采用加官进爵手段诱他为其继续效劳的故技重演。这一职务，对于愈到晚年、思念故园之心愈烈的庾信来说，已无任何吸引之力。他赴任时的诗作《奉报寄洛州》、《任洛州酬薛文学赠别》，便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前首诗开篇说他被任命为州官时，适逢北周大举进攻北齐，节节得胜。在这次战争中，自己身无寸功，却“无庸奉天睠，驱传牧南秦”，得到了任命洛州刺史的恩宠。看似感激北周统治者，实则是对被迫继续效力的不满。“繁词劳简牍，杂俗弊风尘”，更流露出他对官场文牍劳累的厌恶和对北方异俗的不适。“上洛逢都尉，商山见逸民。留滞南山下，唯当一史臣”。有意突出了他于公务之外，不忘拜见那些不满现实隐居商山的“逸民”。后首诗中，他虽也写了洛州的山水：“羊肠连九阪，熊耳对双峰”，但接着又引出与隐士有关的景物：“白石仙人芋，青林隐士松”。脑海里总是难以摆脱三国时修行得道的焦先曾将白石煮为熟芋；晋代修道成仙的戴安修，身边松树上常笼罩着五彩祥云。这些，正是他那“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的无奈心情的折射。他的刺史岁月是在无尽的思念故国的煎熬中捱过的，所以他于政事恐怕只能是“无为而治”，正如《北史·列传第七十一》所说：“信为政简静，吏人安之”。处事简易，少简牍繁词之劳；心情沉静，无役使他人之威，下属百姓自然安于接受他的管理。 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洛州改称商州，庾信也奉调回长安任职。他是洛州历史上的最后一任刺史。尴尬的政治处境，难解的思国情结，使得他洛州三年郁郁寡欢，政绩平平；然而，却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人取代的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