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树林郭敏厚   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十月，王禹偁因妖尼诬告徐铉 （南唐入宋的词臣，曾重校《说文解字》），据实抗疏为徐雪诬，得罪皇帝，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时过一年，他目睹了唐时的商於驿碑，感慨万千，写下了《“商於驿记”后序》，并题于碑之背面。《后序》在有唐、五代、北宋更替的大背景下，向人们勾勒出古商州、商於路、商於驿的历史遭际，赞颂了为建立、保护商於驿碑付出心血的众多贤人，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探索商於驿史的珍贵文献。 一、唐都“近辅”，“地望雄踞”，是商於路驿通达之根本 《后序》说，唐朝建都长安三百年，商州乃临近京城的地区，其地位、名望十分突出。此指商州东有武关，为秦代之南关。刘邦曾由此攻入咸阳灭秦。唐时虽天下太平，然而武关“山墙谷堑依然在”，“戍旗长卷夕阳中”（杜牧：《题武关》），依旧是唐都东南的锁钥。所以说商州“地望”亚于“同华”，仅次于扼守“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通关怀古》）的长安东大门同州（今大荔）和华州（今华县）。 正由于此，朝廷给商州选派州官，档次甚高。其中不乏 “尚书名郎及诸寺少列”，“入拜中丞谏议者”亦“往往有之”。有的是朝廷尚书省各部的办事官员，有的是皇帝身边办事机构的年轻人，有的仕满回朝还被晋升为负责规谏弹劾的 “中丞谏议”等要职。清人王廷伊《续修商志》所记唐时之“秩官”即可为证。如，唐贞元年间的李中丞（佚名），即是以“京邑正郎”身份出任商州刺史，回京后官拜御史中丞，掌弹劾纠察。唐德宗时，韦伦任商州刺史，职满后升任太长少卿，主管礼乐、社稷、宗庙礼仪等，出使吐蕃，建有功勋。刺史李西华在任时，曾征发工役十万，重修蓝田至内乡的商於路七百里，使得“人不滞留，行者称便”，后世誉之为“名宦”。 二、藩镇叛乱，汴路不通，是商於路驿繁荣之关键 商於路上，传递官方文书的驿站和供给过往官员住宿的驿馆何以 “甲于他州”，比其他地方兴盛呢？《后序》认为，这是由于“大历、贞元之后，王室衰微，李希烈陷大梁，李琦继叛”，“汴路或不通焉”所直接造成的。唐王朝先在边境、继在内地设置“节度使”的政策，成为“王室衰微”、地方势力膨胀的痼疾。节度使所辖地区少则二、三州，多则十余州，称之为“镇”。他们总揽该镇的军、民、财政和监察大权，拥有军队，各霸一方；并且可以传位于子孙和部下，不听朝廷命令，成为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封建割据势力。世称“藩镇”。唐玄宗时，曾因此导致“安史之乱”，国家惨遭大劫。大历、贞元之时，代宗、德宗继续对节度使采取姑息政策。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缁青（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纳反叛，自称齐王。德宗无奈派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征讨。李希烈反而与李纳勾结，自称建兴王；于次年攻陷邓州（今河南邓县）、汴州（今河南开封）。时过二十余年，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今属浙江）节度使李琦，长期养兵谋叛。宪宗召其回朝任职，琦一面称疾拖延，一面令所辖五州之戍将杀其刺史，修石头故城（今南京清凉山），举兵反叛。这样，关东地区社会混乱，由开封经潼关入长安的道路便无法畅通。“吴、越、江、淮、荆、湘、交、广”几乎大“半天下”的“郡吏上计”（地方官员上京汇报）以及“皇华宣风”（朝廷使臣到地方传旨），来来往往都须经过商州。刺史李西华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征发工役，重修商於路也正是适应这种形势之需要。 《后序》说，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吕公担任商州刺史，“新是驿”，重修了商於驿。吕公何许人也？王禹偁以为“碑记”未书姓名，“盖贵之也”。大概是表示尊敬吧！今查《唐刺史全编》，有“吕述，约会昌中”任刺史，可能就是吕公。商於驿在何处？《古今图书集成》云：“在州西五里。”约在今商州区西。吕公不仅适应“邮传”需要新修了驿馆，而且为之立碑纪念。碑文内容，王禹偁因“碑记”已经载明，只约略地说一是“记斯驿之盛”，二是“颂吕公之政”。却对碑之形式大加赞赏：“翰林承旨户部侍郎韦琮文其记，太子宾客柳公权书其石，秘书李商隐篆其额，皆一时之名士也！”这三人不只是唐时之要员名士，今天看来，依旧是史书公认的散文大家、书坛巨擎和著名诗人。吕公邀此三人作碑，是对商州“邮传之盛，甲于他州”的有利肯定，其功大焉！王禹偁尊称韦、柳、李、吕为“四贤”，实非过誉之辞。 三、唐朝灭亡，帝都东迁，是商於路驿萧条之必然 由节度使而来的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彻底覆没。“唐风不竟，鼎入于梁。”唐朝衰败，皇权旁落，改朝为梁。昭宗末年，关东地区最大的军阀、宣武镇（今开封）节度使朱温，打败凤翔镇节度使李茂贞，于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挟持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继而杀之，立哀帝李柷（音“注”）。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又逼哀帝禅位于自己，改国号曰梁。由是中国进入了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时期。五代者，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其中除后唐以洛阳为京城外，其余四朝均都开封。 所以《后序》说，“鼎入于梁”。帝都东移，致使“长安废为列藩”，降为分封诸侯王及贵族的一般地方。商州也由唐都“近辅”“化为小郡”。从此，商於路上“轺（音“摇”，使车）车罕至，传舍孔卑，古驿无余，遗文空在”。朝廷使臣的车辆和地方入朝的车马很少经过商州，驿站房舍极为矮小，吕公所建的古驿已破坏无余，仅留下古碑遗文无人赏识。商於路驿的萧条破败情景，只要翻看一下唐宋五代诗人过商之诗，即可略知一二。王贞白，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中进士，因朝政日非，弃官著书。他在《商山》诗的起首，亦回顾了“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的昔日盛况。但接着笔锋一转，状写了它的萧瑟冷落：“四皓卧云处，千秋叠藓生。昼烧笼涧里，残雪隔黎明”。罗隐（833-909）曾路宿商於驿，写下 《商於驿楼东望有感》、《商於驿与于蕴玉话别》二诗。诗文全是对昔日故友相聚之忆叹，竟无只字提及驿舍与碑文。细想起来，这些诗篇实在是对“古驿无余，遗文空在”的最好注脚。 四、捐弃前嫌，王冯交好，是商於驿碑重遇知音的吉兆 “运历五代，时逾百稔”。待王禹偁992年在商见到会昌年间吕公所建之商於碑文时，历史已越过五代，进入宋初，时隔将近百年。面对风雨剥蚀的残碑，王禹偁发出痛心疾首的呼叫：“痛乎！吕公之政事，三贤之文章，世莫得而闻也。”正当此时，王禹偁当年的同科进士冯伉 （字仲咸），由商州通判（知州之副职）升任知州。此人不仅“才大务简”，行政能力过人，而且极有见地，珍爱文物。一天，他“读《商於驿记》，见数字刓（音“玩”）缺（磨损），慨然叹之”。且担心其“碎于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于使厅（知州厅堂）”。王对冯的善举，备加赞扬，说此举一可以使“四贤之风，想象在目”；二可以使那些喜爱文物和书法的“好事者”，“模印传写，无翼而飞”。功莫大焉！ 王对冯的赞誉的确发自内心。然而，这两位挚友之间，却曾有过一段由误会隔膜到捐弃前嫌的过程。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王冯二人通过礼部考试和殿试，同登进士，所以王称冯为“同年”。之后，冯任太子中允（太子属官，主持侍从礼仪、审定太子给皇帝的奏章文书等）。王则授大理评事（掌司法之官），移知长洲县，继而又拜为左司谏、知制诰，即在中书省任舍人（主管中书六房，承办文书，起草诏令）。两人关系甚好。但因王曾以“大理评事”之衔，审议过冯的过失，二人关系变僵。王被贬商州，偏巧冯已来此地任通判。王担心这位未来的上司会报复自己，于是动身来商之前，给冯写了《与冯伉书》。信的开首，先引用唐代的两件官坊旧事说明前人如何正确处理个人恩怨。接着向冯指出，自己曾“于阁下议刑”，是因为身负“大理评事”之职，完全属于“公事”，“阁下岂以为怨乎？”“望阁下观古人之行，敦（加深）同年之契（交情），穷愁之中少假气焰（少在我被贬的危境之中借宦势凌人）。义正词严，不卑不亢。冯伉也是个正人君子，能以王的忠告为鉴。他在王贬商后的当年除夕，即携酒到王家访谈。第二年升任知州后，见王一直租住菜园之中，没有官舍，就专意邀王搬进副使公寓。他的关怀令王十分感动。王曾给冯写过不少唱和诗，称赞他“淡交轻势利，孤达鄙荣迁；”（《仲咸……相赠，依韵和之》）“不是同年来主郡，此心牢落共谁论。”（《日长简仲咸》） 正因为王冯二人都是光明磊落的真君子，故而能捐弃前嫌，重新交好。他们在商於驿碑的命运上，自然能心往一处想：一个大声痛呼，一个慨然叹之；力往一处使：一个移碑使厅，一个为之后序。王禹偁盛赞唐代吕公等人为德才并美的“四贤”。其实，在我们看来，宋代的王、冯也应是当之无愧的“二贤”；《“商於驿记”后序》更应是不朽的“丰碑”之作。尽管有宋至今，已历千年，唐代的驿碑未得流传。然而，一篇《后序》却可以让后人知道古商州、商於路、商於驿的历史遭际以及那块国宝级唐碑的昔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