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时 下 篇 在陶渊明的想象中，四皓先生隐居的商洛山，高山深谷，远离统治者争斗的中心。那里没有骑着高头大马的统治者横行霸道、横征暴政，贫穷低贱的老百姓相互之间亲密往来，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这句诗表达的思想和意境，和“桃花源序并诗”表达的思想和意境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桃花源序并诗”意境的雏形。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主要根据，即是来自《赠羊长史使秦经商山》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政的情形。” 四皓虽然没有老子、孔子那样的思想主张，但他们是儒家“富贵浮云”和道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实践者。商山四皓的精神特质就是“抗暴政，远邪恶；行仁义，养清廉；知进退，尚谦让；守中庸，走正道；淡名利，薄财富；天下危局则助之，天下安定，功成名就则退之；进可为官，退则为民，不贪图权力富贵”。斑固、曹植、皇甫谧、陶渊明这些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要极力赞扬商山四皓的事迹和精神呢？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安定需要这样的人物和精神，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起到“励贪激浊”、“除贪易俗”的社会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最为黑暗的年代。乱则思治，乱则思安。这些有识之士们，在探讨着国家动乱衰亡的原因，寻找着救世救民的良方，盼望着安定和谐的盛世出现。孔子就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天下之所以动乱的缘由就在于当权者对权力财富的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以至于横征暴敛，穷侈极欲，闹得天下鸡犬不宁，要天下安定，就必须推举像商山四皓这样“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逸民”来管理国家，老百姓才会归顺，一心一意过太平安宁的日子。这正是“四皓文化”起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唐宋高潮迭起，明清绵延不绝的原因。宋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禹偁在《四皓庙碑》文中这样赞扬道：“《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是以先生危则助之，安则去之。其来也，至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 陶渊明推崇四皓先生，除了客观的社会因素外，还有着主观上强烈的个人倾向。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他们都是社会的隐者，都有着相同的价值判断和共同的美好的社会理想。所谓时不同也，但道相同，则心相通。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知识分子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是自私的，极力维护的是他们的封建极权专制。知识分子要实现仁义治天下，社会大同的理想只能是空话。他们的仕途和实现理想的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一生将在显与隐、进与退、荣与辱、贵与贱的矛盾痛苦的漩涡中挣扎。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应该是这样的。他少年时好读书，培养了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和正直高尚的人格品质。他怀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走向官场，而在动乱的社会里，军阀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味争权夺利的黑暗现实，又使他壮志难酬，于是，他就勇敢地告别官场，和封建统治阶级决裂，回归田园，过自食其力的农人生活。儒家思想就成了支撑他隐居的精神力量，而四皓先生就成了他隐居的光辉榜样。他用自己的归隐和牺牲精神改变着社会的风气。当躬耕田园，投身劳动的时候，社会的动乱，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又使得他内心异常矛盾和 痛苦，他渴望着实现天下太平安宁康乐的宏伟理想。于是，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理想，用文字参与到改变社会的实践中来。客观世界发展的思 想潮流和主观世界强烈的个人愿望，就成为陶渊明写作“桃花源”的 思想基础和构思的客观依据。 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陶渊明用文字构筑的“桃花源”理想世界中，商山四皓就成为他写作的缘由和目的，商山四皓就成为桃花源世界主人公的化身和歌颂的对象。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后。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诗歌的大意 是，秦始皇实行暴政，搞乱了天纪 纲常，贤良的人不满暴政纷纷逃匿躲藏。四皓先生躲藏到商山深处隐 居起来，桃花源里的人也仿照商山四皓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方避难。陶渊明在这里指出了桃花源里隐居者和商山四皓隐居的关系，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陶渊明写作缘由，正是由于有现实世界商山四皓的隐居，才有他笔下理想世界中桃花源人的隐居。今天，我们读原文和原诗，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隐居的理由相同：商山四皓隐居的缘由是避秦暴政，而桃花源里的人也是“避秦时乱”；隐居的环境相同：商山四皓隐居在商洛山中，四山包围，中有河川平地；而桃花源里的人隐居的环境也是大山包围的盆地，“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隐居的人物相同：四皓先生是“修身有道，见义而动”的高士，桃花源里的人则也是“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义士；隐居的标志物相同：桃花源因桃花而得名，“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商洛山中，从古至今，多种桃树，因多有桃花而赢得美誉。“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山及商山四皓是陶渊明桃花源理想世界的生活原型。 生活中的原材料只为作者提供了文学创作故事的坯子，它之所以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学作品，还须取决于作者站立的思想高度和掌握艺术技巧的熟练程度。商山四皓的故事启发了陶渊明想象创造的写作，但“桃花源序并诗”毕竟是作者表达理想世界虚构的文学作品，这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对于具有圣人英雄情怀的陶渊明，不会仅仅地满足于讲述故事，而是要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借四皓先生的故事，表述兼济天下、关心苍生黎民的仁爱情怀和实现社会大同的雄心壮志。他还要用道家顺应自然、阴阳变化思想，批判统治阶级宣传的等级观念，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中不断探求新的精神信仰。为什么千百年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驰神往，沉浸其中而不愿自拔呢？就是因为他抒发的理想最符合人的本性要求，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和愿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善良美好的。凡是善良美好的东西人们从内心深处都能感受到温暖愉快。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痛苦和失落，无法得到满足和快乐，当进入到“桃花源”的理想世界，虽然也明明知道这是虚幻的理想化世界，但还愿意沉浸在其中感受生命的快乐和满足。 “桃花源”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桃花盛开，修竹茂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房舍整齐，良田碧野，美池荡漾。这里人人热爱劳动，自食其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老年人安度晚年，少年人幸福成长，“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里没有战争，一派和平景象，“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鸡鸣桑树巅，狗吠深巷中”。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的理想世界，反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畏强暴、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它与“乌托帮”、“伊甸园”、“香格里拉”一样，成了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代名词。“桃花源”的理想世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去追求光明和美好的生活。 商山四皓、陶渊明是隐士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的隐士文化，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待时而动，积极入世，只不过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他们超越时代的理想难于实现而已。过去，人们宣传隐士文化，有着“除贪易俗”的社会作用，今天研究认识隐士文化，也同样有着警世育人的重要作用。（作者系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