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商於古道的修治研究
文章字数：2,36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李雪峰
“商於古道”即战国秦汉时的“武关道”，唐时的“商山道”“商山路”，对于这条道路的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商於古道上的主要关隘“武关”的研究上。二是集中在对商於古道交通地位的研究上。三是对古道上驿站的研究。参照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及地方史有关内容，对商於古道在汉唐时期的修治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共同将商於古道的研究推进一步。
一、秦汉时期秦岭栈道的开凿
秦汉定都关中，征伐和统治东南地区，商於古道为最便捷的通道，秦汉政府亦非常重视这条东南西北通道。商於古道难以通行的路段主要是蓝田至商州段的秦岭山区，历代对商於古道的修治也主要集中于这一地区，其中最艰险的路程其实只是翻越秦岭的蓝桥河区段。1986年，王子今先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得出结论这一段应为战国、秦朝时修建。
商於古道主干线，关中至商州段穿行在秦岭山中，通行条件较差，历史上多有变化；商州至内乡段则行进在低山丘陵地段，通行条件较好，从战国开始，线路基本固定。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显示，商於古道关中至商州段有三条。“第一条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第二条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王子今还认为，第一条即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线路开凿年代在西汉以前，也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条即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的修建年代应晚于第一条，应确定为秦汉时期修建。第三条，据《舆城记》载“自武关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铺，又八十里至白杨店子，又八十里至麻涧，又百里至新店子，又百里至蓝田县，皆行山中，皆所谓偏也。”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近年来对商於古道遗迹的实际勘测，根据已经调查发现的栈道、栈桥、碥道等道路遗迹，文物的分布线路基本上勾勒出古道的变化轮廓，王子今所绘的第一条沿蓝桥河河谷分布，被他确定为春秋、战国或秦汉时期的武关道，与唐湜代崔改道后的商於古道重合。王子今所绘的第二条即沿流峪河河谷分布，被他确定为秦汉时期的武关道，与赵静所绘制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武关道重合。综合以上的说法，笔者认为，商於古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山区段的线路应为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道路，到秦汉时，已改线为沿流峪河河谷湜分布的第二条。到唐代，崔又在第一条线路基础上重修，使商於古道的主线又从秦汉时期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的第二条线路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期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线路上。从李西华修新道后，商於古道的主线基本上固定下来。原因有四：首先，丹江有两个源头，北源出于秦岭南坡向东南流入黑龙岭，经铁炉子至黑龙口与西源汇合。西源出于牧护关以东的秦岭南麓，向东流经郭家店、秦岭铺等地至湜黑龙口和北源相汇。崔提议将灞水和丹水连接起来，这里的丹水应指的是丹水的西源，二水连接后的道路所经地区和第一条相符合。其次，从唐代的诗文中提到的地名“蓝关”“辋川”可以看出唐代的“商山道”“商山路”为第一条线路。第三，从清代对商於古道“鸡头关”“桃花碥”“七盘坡”“北曲”“东岭”等地的修治也可看出，清代商於古道线路也是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线路。湜第四，崔所开的大昌关，在蓝田县西南，也在第一条线路上。
第三条线路，有学者曾从“偏路”一词去对应李西华所修的“偏路”，认为此条道路即为李西华所开之偏路，严耕望认为这是一条小路，开辟年代不可知，亦不是李西华所开。
二、唐代崔、李西华对商於古道的改线
隋朝重于大运河的兴修，初唐、盛唐时期海晏河平，承平日久，很少用兵，商於古道的军事价值逐渐降低。在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商於古道在沟通南北经济和转运江淮物资中作用更加明显。但是通行状况一直堪忧，更多的时候，它是一条“仅容单骑，比于蜀道”的崎岖山路。造成商於古道通行条件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道路必经之地七盘岭、关等地势险要。其次，当时商於古道商州至南阳段的大部分路段又都是沿着丹江北侧行走，山路不广，溪水满淌，而且多在林间行走，能见度低。再次，易行路段也因地质条件所限，石杂土中，道路容易被洪水冲坏。第四，冬季山区易受积雪影响。
唐王朝经过贞观之治，到唐高宗时期国家稳定，为将湜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更加便捷地连接起来，崔便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提出将丹水和灞水连接起来通漕的修路建议。这次新修的道路因缺乏相关的地质知识和实际考察上的失误，新修路面易被洪水冲坏，期间也有过禁止使用崔湜所修之路，重新使用秦汉时旧道的提议，但实际上后来湜线路主线为崔改道后的线路。
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和唐德宗时期的李希烈叛乱，两次使江淮漕运中断，商於古道再次被国家重视。贞元七年，李西华提出广开商山道，在主干道旁开偏道，以避水潦。李西华所开商山道，只是在主线旁开偏路，以避水潦。冯汉镛先生认为,李西华“当时修建的这条偏道,是一条最佳路线。”严耕望也认为李西华所修的偏道并不是从内乡至关中重新开辟一条七百里的新道，而是对旧道的休整，湜即对崔所修线路的部分改线。
唐代除了根据实际需要对商於古道修治外，为便于通行，还在道路沿线广修驿馆。从此以后，商於古道在西北东南的交通史上继秦汉之后又重新焕发了它的光彩。
三、结语
战国秦汉时期，商於古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军事功能上，在商於古道上迄今发现的秦汉时期的栈道遗址有七个。唐代商於古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官商往来、文化交流、物资转运上。后又经李西华修建，商於古道的通行条件大大改善。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财赋主要仰仗东南八道，商於古道成为唐中央政府的生命线。
商於古道历经战国、秦汉、隋唐、明清，因其不同时期承载的历史功能不同，国家对道路的修治亦有所不同，由秦汉时广修栈道轻便车辆能够通行，到唐代改线后通漕运水陆交替运输，再到明清时期以修碥道和骡马舟车交替运输为主，每一次修治，都适应了时局的需要，使商於古道在“兴—废”、“废—兴”中一直到近代相关国道修建后，商於古道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商於古道”即战国秦汉时的“武关道”，唐时的“商山道”“商山路”，对于这条道路的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商於古道上的主要关隘“武关”的研究上。二是集中在对商於古道交通地位的研究上。三是对古道上驿站的研究。参照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及地方史有关内容，对商於古道在汉唐时期的修治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共同将商於古道的研究推进一步。
一、秦汉时期秦岭栈道的开凿
秦汉定都关中，征伐和统治东南地区，商於古道为最便捷的通道，秦汉政府亦非常重视这条东南西北通道。商於古道难以通行的路段主要是蓝田至商州段的秦岭山区，历代对商於古道的修治也主要集中于这一地区，其中最艰险的路程其实只是翻越秦岭的蓝桥河区段。1986年，王子今先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得出结论这一段应为战国、秦朝时修建。
商於古道主干线，关中至商州段穿行在秦岭山中，通行条件较差，历史上多有变化；商州至内乡段则行进在低山丘陵地段，通行条件较好，从战国开始，线路基本固定。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显示，商於古道关中至商州段有三条。“第一条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第二条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王子今还认为，第一条即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线路开凿年代在西汉以前，也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条即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的修建年代应晚于第一条，应确定为秦汉时期修建。第三条，据《舆城记》载“自武关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铺，又八十里至白杨店子，又八十里至麻涧，又百里至新店子，又百里至蓝田县，皆行山中，皆所谓偏也。”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近年来对商於古道遗迹的实际勘测，根据已经调查发现的栈道、栈桥、碥道等道路遗迹，文物的分布线路基本上勾勒出古道的变化轮廓，王子今所绘的第一条沿蓝桥河河谷分布，被他确定为春秋、战国或秦汉时期的武关道，与唐湜代崔改道后的商於古道重合。王子今所绘的第二条即沿流峪河河谷分布，被他确定为秦汉时期的武关道，与赵静所绘制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武关道重合。综合以上的说法，笔者认为，商於古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山区段的线路应为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道路，到秦汉时，已改线为沿流峪河河谷湜分布的第二条。到唐代，崔又在第一条线路基础上重修，使商於古道的主线又从秦汉时期沿流峪河河谷分布的第二条线路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期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线路上。从李西华修新道后，商於古道的主线基本上固定下来。原因有四：首先，丹江有两个源头，北源出于秦岭南坡向东南流入黑龙岭，经铁炉子至黑龙口与西源汇合。西源出于牧护关以东的秦岭南麓，向东流经郭家店、秦岭铺等地至湜黑龙口和北源相汇。崔提议将灞水和丹水连接起来，这里的丹水应指的是丹水的西源，二水连接后的道路所经地区和第一条相符合。其次，从唐代的诗文中提到的地名“蓝关”“辋川”可以看出唐代的“商山道”“商山路”为第一条线路。第三，从清代对商於古道“鸡头关”“桃花碥”“七盘坡”“北曲”“东岭”等地的修治也可看出，清代商於古道线路也是沿蓝桥河河谷分布的第一条线路。湜第四，崔所开的大昌关，在蓝田县西南，也在第一条线路上。
第三条线路，有学者曾从“偏路”一词去对应李西华所修的“偏路”，认为此条道路即为李西华所开之偏路，严耕望认为这是一条小路，开辟年代不可知，亦不是李西华所开。
二、唐代崔、李西华对商於古道的改线
隋朝重于大运河的兴修，初唐、盛唐时期海晏河平，承平日久，很少用兵，商於古道的军事价值逐渐降低。在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商於古道在沟通南北经济和转运江淮物资中作用更加明显。但是通行状况一直堪忧，更多的时候，它是一条“仅容单骑，比于蜀道”的崎岖山路。造成商於古道通行条件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道路必经之地七盘岭、关等地势险要。其次，当时商於古道商州至南阳段的大部分路段又都是沿着丹江北侧行走，山路不广，溪水满淌，而且多在林间行走，能见度低。再次，易行路段也因地质条件所限，石杂土中，道路容易被洪水冲坏。第四，冬季山区易受积雪影响。
唐王朝经过贞观之治，到唐高宗时期国家稳定，为将湜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更加便捷地连接起来，崔便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提出将丹水和灞水连接起来通漕的修路建议。这次新修的道路因缺乏相关的地质知识和实际考察上的失误，新修路面易被洪水冲坏，期间也有过禁止使用崔湜所修之路，重新使用秦汉时旧道的提议，但实际上后来湜线路主线为崔改道后的线路。
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和唐德宗时期的李希烈叛乱，两次使江淮漕运中断，商於古道再次被国家重视。贞元七年，李西华提出广开商山道，在主干道旁开偏道，以避水潦。李西华所开商山道，只是在主线旁开偏路，以避水潦。冯汉镛先生认为,李西华“当时修建的这条偏道,是一条最佳路线。”严耕望也认为李西华所修的偏道并不是从内乡至关中重新开辟一条七百里的新道，而是对旧道的休整，湜即对崔所修线路的部分改线。
唐代除了根据实际需要对商於古道修治外，为便于通行，还在道路沿线广修驿馆。从此以后，商於古道在西北东南的交通史上继秦汉之后又重新焕发了它的光彩。
三、结语
战国秦汉时期，商於古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军事功能上，在商於古道上迄今发现的秦汉时期的栈道遗址有七个。唐代商於古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官商往来、文化交流、物资转运上。后又经李西华修建，商於古道的通行条件大大改善。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财赋主要仰仗东南八道，商於古道成为唐中央政府的生命线。
商於古道历经战国、秦汉、隋唐、明清，因其不同时期承载的历史功能不同，国家对道路的修治亦有所不同，由秦汉时广修栈道轻便车辆能够通行，到唐代改线后通漕运水陆交替运输，再到明清时期以修碥道和骡马舟车交替运输为主，每一次修治，都适应了时局的需要，使商於古道在“兴—废”、“废—兴”中一直到近代相关国道修建后，商於古道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