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余方平老师（一）
文章字数：2,579
★万 茗
一
因为连绵的阴雨， 二零二三年的暑期清爽宜人，与酷热无缘，家中的空调，开业不到一周就悻悻然地“下岗”了。 “逛吃逛吃”的日子过得飞快，眨眼间又九月。 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 送走了老生，迎来了新生，学校生活又波澜不惊地拉开了帷幕。
九月二十日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开了一早上的会，爬了一下午的格子，眼看快要晚上七点，我昏头昏脑地走出大门，晃动着僵硬的躯干，沿北新街孑孓而行。在东新路的拐角迎面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侯老师， 阴沉着脸一把拉住我说：“余老师不在了，你知道不？ ”“不可能吧？ 我前天还见他了啊！”“听说是肺癌，住院三天就走了……”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响，只觉得嘈杂的街道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周围的烟火人间连同车水马龙一起， 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停顿……
急匆匆赶去殡仪馆，不大的院子，纷乱的人群，弄得人甚是心焦。 一打听，原来今天除了余老师之外，还有一家，据说是某个医院院长的岳父去世了， 已经吵吵闹闹几天了，门外车水马龙，屋内是人满为患，吵吵闹闹、熙熙攘攘、百样百态、热闹异常，如同浪商场逛庙会一般。 反衬之下， 著名教授、 知名史学大家余方平老师的灵前倒显得冷冷清清，甚或是透着一丝凄凉。突然想起一个笑话，说是镇长的父亲死了，镇上的花圈店生意大好，多年的库存一扫而光。几年后，镇长本人死了，花圈店吸取教训，提前备货，想美美赚上一笔，没想到生意十分冷淡，被传为笑谈。 紧走几步，在余老师灵前站定， 鞠躬行礼之后， 仔细端详他的遗照，西装领带衬托之下，余老师习惯性嘴角轻扬，儒雅地微笑着，仿佛在对我说：“你怎么来了……”我的眼眶湿润了，不听话的泪水，混合着天空丝丝飘落的雨滴，不顾一切地流淌下来，瞬间撕开了我记忆的大门。
二
第一次见到余老师应该是一九九七年的四五月份， 我参加完洛南永丰的烤烟现场会，在胡河道班挤上拥挤的班车，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商洛师专参加试讲。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早早来到三号教学楼二楼，找到指定教室，看看大家都还没到，就清理了黑板和讲台，一边拍打着衣服，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着， 借以平复紧张的心情。猛一低头，发现我的裤腿上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全是星星点点的泥巴，就赶紧蹲下去揉搓，慌乱间，随着一声清咳声，一个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士出现在我眼前。 我赶紧站起来，正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开口，来人已经先朝我伸出了手：“我是社科部主任余方平，你是来试讲的万茗吧？叫我余老师就好。”我赶紧应声说是，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余老师可能看我的神态不自然， 就拍拍我的肩膀，开玩笑说：“你怎么满腿泥巴呢？刚从庄稼地里来吗？”我解释说早上在永丰开烤烟现场会，我是包村干部，现场会一结束就搭班车过来，倒是无暇捯饬自己了。余老师摊开双手说：“你看我也刚下课， 满身都是粉笔灰，大家彼此彼此啊！ ”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见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僚，各种摆谱是极尽能事， 余老师作为社科部主任，知名教授学者，面对一个普通甚至是卑微的求职者，他的平易近人，不仅缓解了我的紧张心理，更打消了我改行行政以后，重回学校的顾虑。
顺利通过试讲、双方单位上会、履行商调手续、前来学校报到，已经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了。 那时的社科部不仅负责全校思政课的开设，还开始举办政史专业，而教师只有二十多人，师资力量相当紧张。 为此，我进校的那几年， 系上几乎每年都会新进一名教师，比如比我早一点、后来调到了西安的令华、一池，比我晚一点的小强、晓婕等。 当年的师专， 老教师刚刚分配了家属楼，新进教师一般都两人一间，安排住在教单楼。所谓教单楼，其实就是一栋四层的红砖筒子楼，公用水房一层一个，常年没水，徒有虚名， 甚至连完好的水龙头也找不出几个， 而厕所也大多成了个别人的杂物间。 四楼房顶漏水， 窗户没有窗纱，楼道漆黑一团，简直和难民营一般， 条件十分简陋。 当年的商洛师专号称 “没有围墙的大学”，教单楼下就是后沟群众通行的大路，常年门户洞开， 安全性极差，飘落楼下的衣物、楼道存放的车子、 甚至是放在门外的东西也经常是转眼间不翼而飞，令人很是无奈。 然而即便是这样， 依然是僧多肉少、一房难求。余老师对年轻人的生活很关心，得知我来校两个多礼拜了仍然分不到房子，只能到处打游击、找同学借宿，就主动跑前跑后找领导，帮我争取宿舍。后勤处的领导告诉我：老余给他打电话问我房子的事情，一个大教授，为他自己的事情都没这样过。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分到了宿舍，作为一个刚进城的泥腿子，总算是在这个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 这令我十分感动。
三
当年的五月份， 余老师带我去参加陕西省教工委一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全省大会。 记得那天我们是下午四点多五六节下课以后出发的， 余老师特意穿上了一身卡其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班车一路蜿蜒向前，摇摇晃晃穿过秦岭，于掌灯时分才进了西安城。这是我一九九五年七月毕业离开师大以后， 三年来第一次进西安。三年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毕业的轻狂和失业的苦闷， 后来在一个偏僻的乡镇实现了就业， 从事着和所学所思完全不搭界的工作， 整天被基层的繁琐事务包围着，看不到光明，摸不着未来，这种落寞的感觉令人很是颓废。来到师专以后，重新当回了老师，走进了城市，踏上了讲台，熟悉的人群、温暖的灯光、久违的嘈杂，就如同西安尚德门汽车站外东八路上的喧嚣气氛一样，令人沉醉期间，久久不能自拔，蛰伏在体内的那种自信似乎又开始慢慢回归了。 下车出站，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余老师轻车熟路地带头走在前边， 脸上洋溢着儒雅的微笑，而我估计肯定是东张西望、手舞足蹈，一副按捺不住的兴奋神情吧！余老师在东七路上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门口停住了脚步，一碗马虎面解决了晚饭问题，就此住了下来。这家马虎面馆味道独特、便宜顶饱， 成为我以后来西安的一个定点美食。咋不去交大那边住个好点的酒店呢？看着我一脸不解，余老师嘴角轻扬，儒雅的微笑着说：“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里面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知识分子要耐得住清贫，不要过分追求享受。出门在外，这里房价便宜、交通又方便，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我们住了两人间的，房间很干净，稍事安顿，余老师拿出一本书读起来，记得因为灯光过于灰暗，我还去前台交涉过，后来服务员给拿来了一盏台灯，算是解决了问题。而我，用楼道的免费电话给几个西安的同学打了传呼， 整晚上支棱起耳朵，一听见电话响，就兴奋地跑出去，和同学聊了大半个晚上。 (未完待续)
(作者系我校督导与评估中心副主任)
一
因为连绵的阴雨， 二零二三年的暑期清爽宜人，与酷热无缘，家中的空调，开业不到一周就悻悻然地“下岗”了。 “逛吃逛吃”的日子过得飞快，眨眼间又九月。 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 送走了老生，迎来了新生，学校生活又波澜不惊地拉开了帷幕。
九月二十日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开了一早上的会，爬了一下午的格子，眼看快要晚上七点，我昏头昏脑地走出大门，晃动着僵硬的躯干，沿北新街孑孓而行。在东新路的拐角迎面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侯老师， 阴沉着脸一把拉住我说：“余老师不在了，你知道不？ ”“不可能吧？ 我前天还见他了啊！”“听说是肺癌，住院三天就走了……”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响，只觉得嘈杂的街道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周围的烟火人间连同车水马龙一起， 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停顿……
急匆匆赶去殡仪馆，不大的院子，纷乱的人群，弄得人甚是心焦。 一打听，原来今天除了余老师之外，还有一家，据说是某个医院院长的岳父去世了， 已经吵吵闹闹几天了，门外车水马龙，屋内是人满为患，吵吵闹闹、熙熙攘攘、百样百态、热闹异常，如同浪商场逛庙会一般。 反衬之下， 著名教授、 知名史学大家余方平老师的灵前倒显得冷冷清清，甚或是透着一丝凄凉。突然想起一个笑话，说是镇长的父亲死了，镇上的花圈店生意大好，多年的库存一扫而光。几年后，镇长本人死了，花圈店吸取教训，提前备货，想美美赚上一笔，没想到生意十分冷淡，被传为笑谈。 紧走几步，在余老师灵前站定， 鞠躬行礼之后， 仔细端详他的遗照，西装领带衬托之下，余老师习惯性嘴角轻扬，儒雅地微笑着，仿佛在对我说：“你怎么来了……”我的眼眶湿润了，不听话的泪水，混合着天空丝丝飘落的雨滴，不顾一切地流淌下来，瞬间撕开了我记忆的大门。
二
第一次见到余老师应该是一九九七年的四五月份， 我参加完洛南永丰的烤烟现场会，在胡河道班挤上拥挤的班车，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商洛师专参加试讲。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早早来到三号教学楼二楼，找到指定教室，看看大家都还没到，就清理了黑板和讲台，一边拍打着衣服，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着， 借以平复紧张的心情。猛一低头，发现我的裤腿上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全是星星点点的泥巴，就赶紧蹲下去揉搓，慌乱间，随着一声清咳声，一个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士出现在我眼前。 我赶紧站起来，正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开口，来人已经先朝我伸出了手：“我是社科部主任余方平，你是来试讲的万茗吧？叫我余老师就好。”我赶紧应声说是，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余老师可能看我的神态不自然， 就拍拍我的肩膀，开玩笑说：“你怎么满腿泥巴呢？刚从庄稼地里来吗？”我解释说早上在永丰开烤烟现场会，我是包村干部，现场会一结束就搭班车过来，倒是无暇捯饬自己了。余老师摊开双手说：“你看我也刚下课， 满身都是粉笔灰，大家彼此彼此啊！ ”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见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僚，各种摆谱是极尽能事， 余老师作为社科部主任，知名教授学者，面对一个普通甚至是卑微的求职者，他的平易近人，不仅缓解了我的紧张心理，更打消了我改行行政以后，重回学校的顾虑。
顺利通过试讲、双方单位上会、履行商调手续、前来学校报到，已经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了。 那时的社科部不仅负责全校思政课的开设，还开始举办政史专业，而教师只有二十多人，师资力量相当紧张。 为此，我进校的那几年， 系上几乎每年都会新进一名教师，比如比我早一点、后来调到了西安的令华、一池，比我晚一点的小强、晓婕等。 当年的师专， 老教师刚刚分配了家属楼，新进教师一般都两人一间，安排住在教单楼。所谓教单楼，其实就是一栋四层的红砖筒子楼，公用水房一层一个，常年没水，徒有虚名， 甚至连完好的水龙头也找不出几个， 而厕所也大多成了个别人的杂物间。 四楼房顶漏水， 窗户没有窗纱，楼道漆黑一团，简直和难民营一般， 条件十分简陋。 当年的商洛师专号称 “没有围墙的大学”，教单楼下就是后沟群众通行的大路，常年门户洞开， 安全性极差，飘落楼下的衣物、楼道存放的车子、 甚至是放在门外的东西也经常是转眼间不翼而飞，令人很是无奈。 然而即便是这样， 依然是僧多肉少、一房难求。余老师对年轻人的生活很关心，得知我来校两个多礼拜了仍然分不到房子，只能到处打游击、找同学借宿，就主动跑前跑后找领导，帮我争取宿舍。后勤处的领导告诉我：老余给他打电话问我房子的事情，一个大教授，为他自己的事情都没这样过。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分到了宿舍，作为一个刚进城的泥腿子，总算是在这个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 这令我十分感动。
三
当年的五月份， 余老师带我去参加陕西省教工委一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全省大会。 记得那天我们是下午四点多五六节下课以后出发的， 余老师特意穿上了一身卡其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班车一路蜿蜒向前，摇摇晃晃穿过秦岭，于掌灯时分才进了西安城。这是我一九九五年七月毕业离开师大以后， 三年来第一次进西安。三年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毕业的轻狂和失业的苦闷， 后来在一个偏僻的乡镇实现了就业， 从事着和所学所思完全不搭界的工作， 整天被基层的繁琐事务包围着，看不到光明，摸不着未来，这种落寞的感觉令人很是颓废。来到师专以后，重新当回了老师，走进了城市，踏上了讲台，熟悉的人群、温暖的灯光、久违的嘈杂，就如同西安尚德门汽车站外东八路上的喧嚣气氛一样，令人沉醉期间，久久不能自拔，蛰伏在体内的那种自信似乎又开始慢慢回归了。 下车出站，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余老师轻车熟路地带头走在前边， 脸上洋溢着儒雅的微笑，而我估计肯定是东张西望、手舞足蹈，一副按捺不住的兴奋神情吧！余老师在东七路上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门口停住了脚步，一碗马虎面解决了晚饭问题，就此住了下来。这家马虎面馆味道独特、便宜顶饱， 成为我以后来西安的一个定点美食。咋不去交大那边住个好点的酒店呢？看着我一脸不解，余老师嘴角轻扬，儒雅的微笑着说：“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里面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知识分子要耐得住清贫，不要过分追求享受。出门在外，这里房价便宜、交通又方便，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我们住了两人间的，房间很干净，稍事安顿，余老师拿出一本书读起来，记得因为灯光过于灰暗，我还去前台交涉过，后来服务员给拿来了一盏台灯，算是解决了问题。而我，用楼道的免费电话给几个西安的同学打了传呼， 整晚上支棱起耳朵，一听见电话响，就兴奋地跑出去，和同学聊了大半个晚上。 (未完待续)
(作者系我校督导与评估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