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说谈泊名利的话。反之，在一定的场合和相关的文学话题中，我鼓励作家要出名，先出小名，再出大名；先在一个地区出名，再到全省出名，直到全国出名，能在世界出名则更好了；不经过这样的从小到大的过程，能一鸣惊人誉满天下则再好不过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影响到全国，乃至在世界引起反响，我以为这声誉就不仅仅属于作家个人了，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荣誉了。比如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巴尔扎克之于法国，海明威之于美国，泰戈尔之于印度，鲁迅之于中国。 如果不是妄作姿态而是诚实面对，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道理再简单不过，作家写作这种职业是最孤清最辛苦的事，而一旦写出好的作品及至作品流行开来，却是最容易出名的事；一部好小说一首好诗歌一篇好散文等，可以将跨越省界国界和各种民族的人沟通交流，作家自然就出名了，作家不想出名也身不由己了。记得小时候读《最后一课》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便永远记住了都德和安徒生，也知道了法国和丹麦。都德和安徒生先生生前即使怎样声明自己淡泊名利，还是被无以数计的如我一样的学童永不泯灭其名字。我之所以敢在一些场合鼓励出名，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有中国作家包括陕西作家能出大名，大到让世界都能闻其名而赞叹，当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家乡的大幸。我以为，少一分矫饰为好，以蕴积创造的雄心和勇气。 再说利，作家通过自己的创造劳动赢得酬报，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备更好更多地创作作品，是为正道，有什么可指责有什么可“淡泊”的呢!前些年里，陕西作家路遥和邹志安英年早逝，整个中国文坛为他们的艰苦卓绝的创造性劳动惊叹的同时，也为他们逝世时的欠债而唏嘘叹惋，以至在《文学报》发起了捐助活动。据我所知，和他们同代的陕西这一茬作家的经济状况大都如此。陕西作家的贫穷和他们耐得苦战(杜甫诗句，况复秦兵耐苦战)的精神同时闻名。耐得苦战不仅是文学创造的普遍精神，亦是人类在一切科学领域里凡有大作为者普遍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形态。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应该是作家永远的生活状态。邹志安从农村搬到作协家属搂时，没有忘记搬来酸菜缸。要求喝着玉米糁于就着酸菜的作家“淡泊”名利，缺乏人道。 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以什么途径和手段去获取名也获得利。我以为惟一可靠惟一能够选择的途径就是写作本身。像路遥和贾平凹那样以作品征服读者，也征服评论界，名自然有了；声望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作品一版再版，收入也大了。路遥人虽逝世几近十年，读者群却绵延不绝，98年《文艺报》在首都大专院校做过记者调查，最受大学生喜爱的作品首推《平凡的世界》。路遥的作品选集和文集连续出版，印数颇大，可惜他享受不到一个作家创造劳动的欣慰，也享受不到果实(利)的甘饴了。这里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淡泊名利之说可以缓行。倒是应该警惕那些五花八门的炒作花样，那些遇到评奖便手忙脚乱的隐蔽性动作，把心劲和智慧用到创作作品提升作品品位的正道上来。别无选择亦别无坦途或捷径。(本文系著名作家陈忠实2000年在我校的部分演讲，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于 《商洛师专》2002年11月15日第8期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