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初，谢灵运首开山水诗风，为我国诗歌开创了一种新题材。盛唐之际，王维、孟浩然有如双子座辉映诗坛，将山水诗推向极致。有唐以降，山水诗日渐式微。沿至清代，既无大家出现，也少专集问世。然而，嘉庆年间商州诗人王时叙却推出了《商州山歌》104首，以清新古朴的“竹枝词”体和特有的艺术魅力，着力描绘了商州的山水、田园和风俗，给沉寂千年的山水诗坛送来了一曲清歌妙韵。 《商州山歌》“自序”曰：“嘉庆甲戌之冬，旅食京师，言归未能。回忆故乡风土，得绝句一百四首。……以所言皆山中之事，命之曰《商州山歌》。即作竹枝观之，当亦无不可也。”明言其诗主旨在于抒发“旅食京师”的待官游子对“故乡风土”的眷恋赞美之情。此情既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抗当政、以求在山水中获得慰藉之情，也有别于王维、孟浩然那种隐居山水、体玄悟禅的隐逸之情。因此，王诗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 首先，重视把历史事件引入景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历史事件给商州山水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和特有的灵性与知名度，能使读者因其历史，产生共鸣。如，《山歌》第87首写“武关胜塞”：“武关岭据四条强，碥路绵延七里长。汉祖由斯先项羽，张仪曾此诈怀王。”一、二句分别暗引战国时，楚国曾在武关附近的四条岭上修有长城；唐贞元7年，上洛刺史李西华新筑蓝田至内乡的商於“碥路”700里，三、四句分别明引刘邦公元前207年由武关入秦，大破秦军于蓝田之南；以及秦襄王公元前299年用张仪计，诱楚怀王武关会盟，后拘之咸阳而死的史实。再如第5首写“丹水环城”：“说是丹朱曾放此，鱼丹几见跃清波。”明引了尧帝子丹朱“顽凶”不肖，而被外放、封于丹水下游的传说。突出商山丹水的历史舞台作用，可以增加读者对其秀美壮丽的认同感。 其次，巧将古人诗句代入写景之中。“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战国至清，无数官吏骚人曾经过此，留有不少绝唱。谢灵运写物重视摹写山姿水态，王时叙却善于化名家佳句于诗中，使山水增色，收取名人效应作用。如第6首咏板桥铺：“茅店依然古道旁，板桥今日尚名乡。鸡声人迹温郎路，明月当天满地霜。”巧妙地将温庭筠 《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亦板桥霜。”10字剪裁、融入诗句，显示出板桥独有的文化底蕴。又如第76首吟洛南药子岭：“种药依稀识旧蹊，烧丹约略认幽栖。乱山高下多鸿爪，古路崎岖总雪泥。”最后二句分别剪裁，改易了李涉《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和李商隐《商於新开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中的字句化入诗中，不仅起到了典雅之效，而且增强了商州山水的文化感染力。 最后，善以炽热乡情融入字里行间，也是《山歌》的鲜明特色。谢、王、孟诸家多写外地景物，或体道释禅，或彰隐明逸；而王时叙专写故乡山水，抒发爱乡之情。这种炽热情感有时隐约诗中，表现为儿时难以割舍的回忆。如第2首写戴云山：“记得儿时登绝顶，连山浩荡似波流。”第66首写静泉山：“记得前人读书处，七星楼是最高层。”有时则明显袒露笔端，或表现为对他人误解的愤怒，或表现为对自身无奈的遗憾。如第101首：“洪惟元鸟降生商，历有传人土亦香。瘿俗夷音何处是，坡公语病太荒唐。”苏轼仅仅因为给其弟苏辙讲过商州“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就招来了作者“太荒唐”的指斥。第103首：“一丘一壑是怡颜，况是千山与万山。怅我家斯今老大，空多名胜未跻攀。”此时作者不过三十，竟慨叹年已“老大”，恐无时日尽游故乡山水名胜。一怒、一憾，诗人将其思乡、爱乡情结推向极致，《山歌》主题也由此愈加完美、深化。 原载于 《商洛学院》2006年12月1日第60期第3版《商洛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