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山 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广为人所传诵，历经千载而不稍衰。从宋代至今，评说的文章更是多不胜计，敬佩欧公之节操，赞美欧公之德政，欣赏欧公之文采，皆感佩庐陵有此人也。对于欧公，无论知与不知，皆以得到《醉翁亭记》为荣。据宋人笔记载，《醉翁亭记》当时勒石刻碑后，人们为了获取碑文拓片，把琅琊山寺库房里的毡都用完了。连一些商贾也要千方百计搞到一份，说是通关使用它可以免除关税，可见其影响之广泛深远。 这篇仅400字的游记散文，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是很耐人寻味的。当然首先是它艺术上的超群拔俗。结构精巧，豪健俊伟，情感真挚，韵味独特，令人百读不厌。这方面历来论述甚详，也有共识，不必多说。那么它的主旨思想是什么呢？历来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它是”游戏文字”、”风月文章”；有人说它是表达作者“与民同乐”；有人说它是作者被贬谪之后“颓放情怀和纵酒山林”的反映。着眼点不同，侧重点有异，便也各抱说法，莫衷一是。尽管也有文章说“写作背景复杂”，”其中必有一个难以具言的心理历程”，但却没有揭示作者”难以具言”的究竟是什么。 笔者以为《醉翁亭记》的绝妙之处，恰巧就在于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心声隐藏于从容潇洒的游山玩水，与众人诗酒欢乐之外。作者在文章第一段末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使一般读者以为作者真的沉醉于山水之乐了。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也是作者政治斗争手段的高超之处。但是，当我们读到文章末尾：“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会发现禽鸟固然不能知人之乐，原来随从太守游的人也不知道太守之乐，那么太守之乐是什么呢?如果仅仅是山水诗酒，大家不是都看见了吗？怎么说”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显然在这里作者似乎不经意的一笔，却有着无尽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可惜历来的文评家们轻易把它放过了。这里才潜藏着作者”难以具言”的真乐，把它揭示出来，才能逼近欧阳修当时的真实内心感情。 鲁迅先生曾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卷六·题未定草七》)遵循鲁迅先生之教，笔者以为欧阳修在这里起码有三点 “难以具言”的心中之乐。 其一，正义在胸，虽败犹荣。《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秋天，是作者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滁州的第二年。十年前的景祜三年，作者因支持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的斗争，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不分是非，落井下石，不复知人问有羞耻之事，被贬为夷陵县令。那时他仅三十岁，第一次受到政治斗争失败的打击。但是他以十分豁达的态度对待被贬之事，到夷陵后给好友尹师鲁(尹当时也被贬到外地)信中说：宋兴几十年，天下太平，官吏“沈默畏慎”惯了，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惊骇，其实这在古人都是十分平常的事。“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并以唐代韩愈为例，说“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慽慽怨嗟，有不堪穷愁形诸文字，其心欢慨无异庸人。”(《欧阳修全集卷69·与尹师鲁第一书》)他还告诫尹师鲁等被贬的朋友到贬所“勿作慽慽之文”。纵观欧阳修的一生，虽然两次遭贬，多次被诬陷打击，始终没有写过悲观失意、颓丧哀苦的文字。文中虽然也曾有愤怒，有慨叹，有抗争，但坚强自信，如同唐代的刘禹锡，始终有昂扬之斗志。夷陵当时是偏僻小县，他到夷陵后先后写了《夷陵至喜堂记》和《峡州至喜亭记》，在逆境中看到“喜”。这次被贬到滁州除了写《醉翁亭记》，同时他还写了《丰乐亭记》，两篇文章都是在逆境中找到“乐”，这也表明他处惊不变，处危不忧，正义在胸，虽败犹荣的坚强性格。之所以自称“醉翁”，并非颓放纵酒。他在给友人沈遵的赠诗中说：“我年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欧阳修全集卷6·赠沈遵》)不过是闹着玩罢了。 其二，脱离是非之地，获得身心自由，从景祐初年到庆历五年，在这十多年间，欧阳修一直站在政治改革派的前列，他先后写了大量论述朝政弊端的文章，为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提供理论根据和支持。但是改革却遭到宰相吕夷简等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他们甚至不惜捏造罪名陷害改革派。范仲淹、富弼、韩琦等重臣被迫离朝守边，欧阳修遭贬，著名诗人苏舜钦被废为民等等，都是文致其罪或以阴谋手段迫害的结果。庙堂虽高却是是非之地，风险难测。因此，就在写《醉翁亭记》后不久，欧阳修写了一首《画眉鸟》绝句：“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全集卷11》)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情。虽是贬谪却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堂堂正正之身，顾念苍生之心，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故而虽有宦途之挫，却是正气浩浩。有此凛然之气，自然乐在其中。 其三，为政期年，治州有成。欧阳修出身于小官吏之家，四岁失怙，生活清苦；入仕后曾两任县令，七任知州知府，对人民群众的疾苦、生计艰辛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因此，他一生坚持“为政宽简”的原则，直到晚年对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推行 “青苗法”在基层执行中的弊病提出批评也是基于这一原则。他虽然是当时独步文坛的文章大家，文坛领袖，但是《宋史·欧阳修传》中说他与人交谈多谈政事，不谈文章。他认为“政事可以及物，文章仅止润身”。他一生勤政恤民，为朝廷写了许多关系民生利弊札子。他曾多次谈到被贬夷陵时，看到架案上的旧档案，发现错枉冤案甚多，十分感慨一个偏僻小县尚且如此，则天下可想可知!因此他说从此以后为官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醉翁亭记》作于他任滁州知州一年以后，他在给友人梅圣俞的信中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欧阳修全集卷149·与梅圣俞书二十》)在与《醉翁亭记》作于同时的《丰乐亭记》中作者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说：“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当然这种成就感也是不便向人宣示，只能心中高兴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作者不便 “具言”，别人也不易知晓，只有自己内心感到欣慰了。而这些又充分反映出作者坚强不屈，达观自信，身处逆境而从容潇洒的精神风貌，也给读者以深刻启示和激励，这才是《醉翁亭记》真正的主题思想。我想如此解读，当不算是牵强附会，强为之说吧？ （作者系商洛日报社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