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菊花，是中国文学史上说不尽的话题。周敦颐《爱莲说》以菊花为“花之隐逸者也”，正是因了陶渊明对菊花的吟咏。而陶渊明最为著名的吟菊之句，便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对此，苏轼曾就第二句应该是“见南山”还是“望南山”，发表过精妙的评论。然而，在今天看来，菊花是一种观赏性植物，陶渊明为何不去赏菊，却要去采菊呢？ 或许有人认为，采菊不过是陶渊明赏菊时突发兴致，偶一为之的事情，不必深究。但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还写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萧统《陶渊明传》亦载：“（渊明）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把盈菊。”可见，渊明采菊，并非事出偶然。 其实，在魏晋时期，相对于观赏而言，菊花更为重要的用途，应该是食用。晋代钟会《菊花赋》写过人们采菊而食：“辍以纤手，承以轻巾。揉以玉英，纳以朱唇。”而傅统的妻子在《菊花赋》中还写到用菊花来泡酒：“爰采爰拾，投之醇酒。”可见，食用菊花或用菊花泡酒，在魏晋时期是较为常见的。 那么，魏晋时期人们为何喜食菊花呢？原来，当时人们认为，食用菊花能够延年益寿。钟会《菊花赋》载：“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傅统妻《菊花赋》则认为：“服之延年，佩之黄耇。”曹植在《与锺繇九日送菊书》中写道：“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也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魏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已然觉醒，食菊亦体现了他们延长生命的欲望。 然而，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菊花似乎还无法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陶渊明采菊的背后，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正是这一内涵，使陶渊明超越了当时一般的士人，具有了独领风骚的魅力。在古代，最喜食用菊花有两种人。一种是志行高洁者，如屈原《离骚》最早写到食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和食用其他的香草一样，在屈原楚辞作品的语境中，“餐菊”是洁品高操的象征。所以，这些志行高洁者不但食用菊花，还佩带菊花，除前引“佩之黄耇”外，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亦载：“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即菊花)。”在陶渊明的笔下，菊花和松树一样，傲霜斗雪，不同凡俗：“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列岩。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所以，后世的学者经常以菊的意象来比喻陶渊明高洁的人格。而采菊，就像屈原采摘香花香草一样，象征着主人公的高洁品行。另一类人就是归隐求仙者。《初学记》引《名山记》便有“道士朱孺子服菊草，乘云升天”的记载。卢谌在《菊赋》也写道：“诜诜仙徒，食其落英。”左思《招隠诗》亦云：“秋菊兼糇粮，幽兰闲重襟。”这与陶渊明“浔阳三隐”的身份是相符的。 作为隐者的陶渊明，并没有去访仙学道。他仰慕的先圣昔哲，如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是志行高洁却生不逢时的高士。他们即使因不愿与残暴的统治者合作而隐居山林，也保持着济世安民的广阔胸怀。在《感不遇赋》中，陶渊明感慨地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而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而被陶渊明视为人生楷模的夷齐和四皓，以采摘并食用首阳薇、商山紫芝而闻名于世，陶诗对此也多有吟咏。如《拟古》其八：“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又如《读史九章述·夷齐》：“采薇高歌，慨想黄虞。”再如《饮酒》其六：“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或许，陶渊明钟爱采菊，也是受到伯夷、叔齐首阳山采薇和四皓商山采芝行为的启发，大有深意存焉。 幸运的是，后人也没有会错陶渊明的本意。正如采薇和采芝在夷齐和四皓之后成为隐逸的象征一样，采菊在陶渊明之后，也成为隐逸生活的标志性行为。而菊花作为一种审美意象，也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后人的诗歌中。据统计，《诗经》中尚未出现菊花，《楚辞》中仅有三次写到菊花，陶渊明则咏菊十余次，而《全唐诗》中“菊花”出现近八百次，流风所及，堪称蔚然。而菊花在今天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而存在，实则是陶渊明的咏菊诗影响了后世的审美文化心理，并最终体现在了社会风习上。（作者系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