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进入贾平凹文学法门的钥匙
文章字数：2,599
赵英卓 宣传部 李欣 干露大学生通讯社
在“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有幸采访了“贾研”专家孙见喜先生。孙见喜与贾平凹同乡，是专业研究贾平凹个人及其作品的学者，也是研究贾平凹及其作品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的学者之一，我们试图通过采访孙见喜先生，寻找进入贾平凹文学法门的钥匙，为研究贾平凹及其作品提供一些思考。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和贾平凹先生及其作品结缘的？
孙见喜（以下简称孙）：第一次接触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在1977年左右，贾平凹在上海发表《满月儿》。当时我正在岭南出差，买了份杂志读到的，读了以后感觉文章中的语言、特别是用到的方言是那么的亲切。后来在河南的一个创作会上，一个老编辑告诉我，文章作者贾平凹是咱们陕西人、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助理编辑。慢慢的，我就和他联系上了。到了1985年，我在陕西一个大型的刊物《文学家》第一次写他和他作品的介绍，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介绍了贾平凹早年在商洛的一些生活、早期的一些作品和他这些作品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在那一年，平凹先生发表了十部小说作品，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他的《满月儿》后来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当时是最年轻的获奖作者之一。1985年到现在，三十年了。
记：您觉得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和商洛、商洛文化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孙：商洛这个地方是秦头楚尾，也可以解释为两种文化——雄秦秀楚。楚文化和秦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你既能读到雄浑的东西，也能读到灵秀的东西。他早期的一些散文，被很多教材收录，虽然用到一些方言，但读来也很灵秀，体现的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些特点。他小说整体的意象是非常雄浑，但在表现方法、语言、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也很有灵秀的成分。古代的商洛是众多文人赶考、官员上任或受贬必经之地，官员和众多文人骚客在这一条路上留下很多历史遗存、文化遗存，最直接的表现在留下了很多诗歌，因而“商於古道”也称为“诗歌之路”。这些文化遗产看不出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间接地渗入当地文化人的精神状态中。所以，贾平凹先生取得一定成就，对商洛本地作家来说起到某种示范的作用，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同根同源。这地方的人的思维，从楚文化的角度上看，比较开放，但同时也坚守着仁义道德。特别是在农村，这种积淀更是深厚。有些人从未上过学，但却从小明白处事待人之道，仁义孝敬的本分，这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渗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入人格的一部分，而且我发现商洛地区的方言的古汉语遗存很多。商洛这地方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家爱办报纸杂志，不大的城市杂志却有七八个，而且是此起彼伏一直存在着，与其他城市以发展经济为主流相对照，这实际上是对文化生活的向往，是对自我精神价值的确认，是商洛人精神深入的文化遗存。
贾平凹与商洛文化是一种相依相附的关系，文化滋养了作家，也可以是作家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特色的文化，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历朝历代都有。为什么到贾平凹这它就开放出那么多灿烂的花朵呢？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眼光，这个文化它是客观存在的，他认识到了它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和价值，它就大放异彩； 如果没人认识到，商洛文化可能还在地下埋没着，有待后人去挖掘。
记：长期以来在贾研领域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孜孜以求，他们在研究中遇到很多困惑和瓶颈，请您结合您在贾研方面的经验收获，谈谈研究贾平凹先生的新突破点在哪？
孙：我认为，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要以贾平凹的客观存在为主体，顺着他的文学主张、文学观念、文学宣言，来触摸他的文学脉搏、攀登他的文学主峰，这样才不会差太远。对此，我觉得要抓住三点：1982年的《卧虎说》中他提出要重整体、重精神，用中国传统美德表现方法来表现中国当代人民的生活，并提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问题，这便是他最早的文学宣言；1987年出版《浮躁》时，第一版书上有这么一句话“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亡于自由”，这就是贾平凹的一个文学主张，就是对艺术提出自己的主张——诞生于约束，死亡于自由；1992年，他40岁的时候写了《四十岁说》这篇短文，在里面提出“云层之上，一片光明”，即中西文化在高层是相通的这一文学主张。我觉得要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触摸到他真正的文学脉搏，从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入手，更容易接近他的文学主峰。特别要说的是，贾平凹先生获过美国“飞马文学奖”的《浮躁》，这个书名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改革时代的标志词，用两个字概括了一个时代。贾平凹先生出作品后，有的学者长篇大论，有的抢占先机，却离题万里。更有个别批评家始终站在他的对立面，出一部批一部，以非理性的方式评论文学作品。真正搞研究的人都该清楚，文学批评最终是离不开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要产生正能量，批评家要有理性思维和宽广胸怀。
记：通往贾平凹文学法门的路有很多条，但其最高境界都是相通的。我们商洛学院有很多学者长期以来在贾平凹作品研究道路上辛勤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学校也成立了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有一个专业团队致力于研究工作。请您对中心研究工作提点建议。
孙：一直以来，研究贾平凹先生及其作品的人很多，有高校学者、文联和作协的作家、批评家，还有一些自由学者。各种学报、学术杂志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把西方的一些新概念、新名词直接拿过来往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中套，读来觉得新颖，但实际上越来越远离贾平凹的文学主峰。有人讲，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是改革开放的断代史、农村社会的变迁史，我认为贾先生的文化作品更是文化小说，它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它呈现出两种批判状态，有人叫双向否定、有人叫双面刃。那就是，它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道路和社会意识形态西化的这种西化潮流持批判态度，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的心灵带来一些冲击和阴影，对此他持批判态度；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也持批判态度。而且他双性批判的基调、底色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的价值观。如果要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我觉得还要从传统文化入手解读他的作品，这是我对新一代的评论家建议的一个思路。当然，这有个条件就是，你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掌握、有所了解。
习主席这一年来四次讲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是顺应了民意，因为民间这种文化潮流已经存在了多年。有人说“贾平凹的文学流的是中国的河床，它奔世界文学长流而去。”这个河床是贾平凹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法门来进入贾平凹的作品，是可以开辟新境界的。
在“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有幸采访了“贾研”专家孙见喜先生。孙见喜与贾平凹同乡，是专业研究贾平凹个人及其作品的学者，也是研究贾平凹及其作品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的学者之一，我们试图通过采访孙见喜先生，寻找进入贾平凹文学法门的钥匙，为研究贾平凹及其作品提供一些思考。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和贾平凹先生及其作品结缘的？
孙见喜（以下简称孙）：第一次接触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在1977年左右，贾平凹在上海发表《满月儿》。当时我正在岭南出差，买了份杂志读到的，读了以后感觉文章中的语言、特别是用到的方言是那么的亲切。后来在河南的一个创作会上，一个老编辑告诉我，文章作者贾平凹是咱们陕西人、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助理编辑。慢慢的，我就和他联系上了。到了1985年，我在陕西一个大型的刊物《文学家》第一次写他和他作品的介绍，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介绍了贾平凹早年在商洛的一些生活、早期的一些作品和他这些作品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在那一年，平凹先生发表了十部小说作品，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他的《满月儿》后来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当时是最年轻的获奖作者之一。1985年到现在，三十年了。
记：您觉得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和商洛、商洛文化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孙：商洛这个地方是秦头楚尾，也可以解释为两种文化——雄秦秀楚。楚文化和秦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你既能读到雄浑的东西，也能读到灵秀的东西。他早期的一些散文，被很多教材收录，虽然用到一些方言，但读来也很灵秀，体现的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些特点。他小说整体的意象是非常雄浑，但在表现方法、语言、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也很有灵秀的成分。古代的商洛是众多文人赶考、官员上任或受贬必经之地，官员和众多文人骚客在这一条路上留下很多历史遗存、文化遗存，最直接的表现在留下了很多诗歌，因而“商於古道”也称为“诗歌之路”。这些文化遗产看不出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间接地渗入当地文化人的精神状态中。所以，贾平凹先生取得一定成就，对商洛本地作家来说起到某种示范的作用，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同根同源。这地方的人的思维，从楚文化的角度上看，比较开放，但同时也坚守着仁义道德。特别是在农村，这种积淀更是深厚。有些人从未上过学，但却从小明白处事待人之道，仁义孝敬的本分，这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渗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入人格的一部分，而且我发现商洛地区的方言的古汉语遗存很多。商洛这地方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家爱办报纸杂志，不大的城市杂志却有七八个，而且是此起彼伏一直存在着，与其他城市以发展经济为主流相对照，这实际上是对文化生活的向往，是对自我精神价值的确认，是商洛人精神深入的文化遗存。
贾平凹与商洛文化是一种相依相附的关系，文化滋养了作家，也可以是作家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特色的文化，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历朝历代都有。为什么到贾平凹这它就开放出那么多灿烂的花朵呢？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眼光，这个文化它是客观存在的，他认识到了它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和价值，它就大放异彩； 如果没人认识到，商洛文化可能还在地下埋没着，有待后人去挖掘。
记：长期以来在贾研领域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孜孜以求，他们在研究中遇到很多困惑和瓶颈，请您结合您在贾研方面的经验收获，谈谈研究贾平凹先生的新突破点在哪？
孙：我认为，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要以贾平凹的客观存在为主体，顺着他的文学主张、文学观念、文学宣言，来触摸他的文学脉搏、攀登他的文学主峰，这样才不会差太远。对此，我觉得要抓住三点：1982年的《卧虎说》中他提出要重整体、重精神，用中国传统美德表现方法来表现中国当代人民的生活，并提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问题，这便是他最早的文学宣言；1987年出版《浮躁》时，第一版书上有这么一句话“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亡于自由”，这就是贾平凹的一个文学主张，就是对艺术提出自己的主张——诞生于约束，死亡于自由；1992年，他40岁的时候写了《四十岁说》这篇短文，在里面提出“云层之上，一片光明”，即中西文化在高层是相通的这一文学主张。我觉得要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触摸到他真正的文学脉搏，从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入手，更容易接近他的文学主峰。特别要说的是，贾平凹先生获过美国“飞马文学奖”的《浮躁》，这个书名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改革时代的标志词，用两个字概括了一个时代。贾平凹先生出作品后，有的学者长篇大论，有的抢占先机，却离题万里。更有个别批评家始终站在他的对立面，出一部批一部，以非理性的方式评论文学作品。真正搞研究的人都该清楚，文学批评最终是离不开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要产生正能量，批评家要有理性思维和宽广胸怀。
记：通往贾平凹文学法门的路有很多条，但其最高境界都是相通的。我们商洛学院有很多学者长期以来在贾平凹作品研究道路上辛勤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学校也成立了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有一个专业团队致力于研究工作。请您对中心研究工作提点建议。
孙：一直以来，研究贾平凹先生及其作品的人很多，有高校学者、文联和作协的作家、批评家，还有一些自由学者。各种学报、学术杂志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把西方的一些新概念、新名词直接拿过来往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中套，读来觉得新颖，但实际上越来越远离贾平凹的文学主峰。有人讲，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是改革开放的断代史、农村社会的变迁史，我认为贾先生的文化作品更是文化小说，它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它呈现出两种批判状态，有人叫双向否定、有人叫双面刃。那就是，它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道路和社会意识形态西化的这种西化潮流持批判态度，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的心灵带来一些冲击和阴影，对此他持批判态度；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也持批判态度。而且他双性批判的基调、底色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的价值观。如果要进入贾平凹的文学法门，我觉得还要从传统文化入手解读他的作品，这是我对新一代的评论家建议的一个思路。当然，这有个条件就是，你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掌握、有所了解。
习主席这一年来四次讲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是顺应了民意，因为民间这种文化潮流已经存在了多年。有人说“贾平凹的文学流的是中国的河床，它奔世界文学长流而去。”这个河床是贾平凹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法门来进入贾平凹的作品，是可以开辟新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