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英（接上期）（六）沛公破武关而王关中 公元前206年，沛公攻入武关，迈出灭秦立汉的关键一步。2218年后重提此事，不为争论沛公过武关时是“破”还是“屠”（《秦始皇本纪》载“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高祖本纪》却载“因袭攻武关，破之”）？而是不愿忘记刘邦的可爱。 刘邦尊重人才。史书有“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陆贾列传》）的记载，刘邦因此被视为不爱儒生的大老粗。其实，那只是对空谈道理、缺乏智慧的迂腐书生的偏激举动。事实上，从刘邦的“功狗”说，足见其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戴。《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封”，厚封萧何，那些曾攻城略地的功臣不服，提出质疑：“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以“功狗论”回答：“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此论让那些自以为劳苦功高的人，心服口服。可见，刘邦不是靠平衡关系来营造和谐环境，不是以所谓的政策或慷慨的讲话来忽悠民众，他尊重人才表现为力排众议，确保有知识智慧的人才享有应有的地位和实惠。 刘邦为人真率。成名前，刘邦的父亲都认为他是个“不务正业”之人。《高祖本纪》说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实际上他是个性情中人，直到他成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地位巨变也不失其本性。未央宫建成之时，刘邦宴请群臣，他举杯敬父亲时竟然开儿时玩笑：“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刘邦哥哥）。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引来群臣“大笑为乐”。长乐宫建成之时，儒生叔孙通为他制定了一套朝拜礼仪，刘邦坦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贵为皇帝，其率性、真实、可爱如此！（七）符号化的商山四皓 汉初四位博士隐居商山，从容进退，事迹祥见《史记》、《汉书》。东汉杨雄《解嘲》首次以“四皓”称之，后世典册亦多见其名。这四位眉须皓白、世人敬仰的高士，生前是商山潇洒飘逸的歌者，殁世则成为生命智慧和境界的符号。 古者隐逸，其风尚矣。许由洗耳，耻闻禅让；伯夷长饥，羞食周粟。然而，他们厉时久远，有近乎“洁癖”，只能成为隐逸文化原初的种子，成为文人雅士心中遥远的梦。商山四皓的出现，让世人发现了身边的隐者，使得那些“独善其身”者或心灵受伤者无限向往。后人无缘与四皓为伴，他们只能在诗文之中倾诉敬慕。曹植之后，商山四皓进入数百位文学大家的作品。在这些作者的心中，使他们心动的不是四皓个体的才情智慧，而是整体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境界和模式。换言之，后世诗文中的商山四皓，是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商山四皓符号化的过程，正是世人对商山四皓传播接受的过程，也是四皓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凝练定型的过程，最终是商山四皓成为商山灵魂、商山与四皓融为一体的过程。纵而观之，商山四皓符号化的进程，就是完成商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文化建构厉程。李白《过四皓墓》诗云：“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园绮复安在，云萝尚宛然。”晚年寓居洛阳的白居易感叹 “我有商山君未见”，他深感自豪的不仅是商山的 “清泉白石”，还有“清泉白石”中的仙人、他的精神偶像---商山四皓！来来往往于商於古道的文人雅士，每临商山或四皓墓，都有一种走近商山灵魂的感觉，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朝圣求道的经历。“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李白《商山四皓》)这种人生自觉，应是商山朝圣者的代表性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山道成为“名利路”（王贞白《商山》），但这并不能遮蔽四皓符号的精神之光，相反更凸显了它的当代价值。身处商山或向往“商山”的人啊，如能记起曾让朋友向商山四皓代致问候和敬意的陶渊明那句 “心远地自偏”（《饮酒》），你也会对唐人顾况诗句“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行路难》）报以会心一笑！（八）刘盈首立四皓碑 相传，汉惠帝曾令三千御林军每人从长安携土十斤，来商山为“四皓”墓培土。《商洛地区志·大事记》记载：“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刘盈继位后，念‘四皓’助立之功，在商山立四皓碑。”也许，立四皓碑，对于掌管天下大事的皇帝而言，只是小事一桩，《史记》、《汉书》对此语焉不详。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文章缘起》有汉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传》：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汉惠帝所立。若璩（清阎若璩）按，《金石录》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验其字画，盖东汉时书。”《四科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文章缘起》：“任（《文章缘起》的作者，梁任昉）以碑起於汉惠帝作四皓碑。”可见，古之学者是相信汉惠帝为四皓立碑之事的。 如果说惠帝首立四皓碑，使四皓文化形象定型于世的话。那么，王禹偁《四皓庙碑》则对商山四皓的形象意义作了最精辟的阐发：“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王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危而护之，不宴安于独善，可谓救时乎；定而去之，不乘时以聚禄，可谓矫世乎……其来也，至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惠帝立碑，不仅为感念四皓助立之功，更重要的是纪念并倡导商山四皓的“全德”品行和士风。正如《韩诗外传》所言：“故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当后人涉足商山，目睹耳闻四皓碑祠，其矫世励俗、醍醐灌顶的效用实难小觑。以此观之，惠帝立四皓碑何曾在高车山上？分明立于世人心中！（作者系中文系教授、商洛民俗文化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