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峰 辛卯 （2011）年夏，余栖身南山一枝，郢质难期，夜读销暑。每至兴会所关，辄书管见于简末。诸生有来访者，偶翻案上之书，见之，或言有益初学，欲录以归。余遂拣择数条，芟夷冗杂，以公同好，敬希诸君有以教我。 一、《四库全书总目》：此书久为学者入学之阶，陈垣、吕思勉、余嘉锡诸先生言之甚详。余少读鲁迅之书，知其虽为钦定官学，亦为近世书籍批评之佳者，学者欲淹贯四部，便捷莫过读此。故余常置诸案首，以备翻检。今夏所读，重在经部。观其所论，皆条析源流，平定聚讼，崇实抑虚，陟精黜粗，多能餍服人心。经学有汉宋之别，四库馆臣虽出汉学之后，然语多调和，持论甚平。惟恶宋人改经、删经，轻明清科举俗学，故皆退诸存目。褒贬之当，多合于今。故今人著书，凡涉要籍解题、学术源流，多有阴法此书而略其所本者。 二、《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皮锡瑞乃汉学之经今文家，立论之际，家法甚严，故评骘经学史事，多有失当。所著《经学历史》，分全史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复盛十段。东汉实为经学盛世，然皮氏以今文渐衰，古文甚盛，故以为“中衰”，其他各段，亦论多史少，此其短也。然后世经学史作，主事者多不能遍通群经，读之似甚周详，细绎则无特识，故其书至今不废。《通论》则分论五经要义，多能沿波溯源，指示门径，宜与前书互参。二书引述 《四库全书总目》甚多，四库馆臣皆汉学之经古文家，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势同水火，盖非皮氏泯绝门户，实乃《总目》所论笃实，不可移易也。 三、《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此书论清代学术甚为详备，余八年前曾以此书与《书目答问补正》对读，所得颇多。今夏重温，则与钱穆同名之作、氏著《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訄书》对读，优劣异同，一一比勘。三人皆斯学巨子，余持其说互搏，遂渐睹其罅隙，不复全牛，人生至乐，何以过此？读书须即类而及，前后勾连，方能不为他人所误，此亦读书之一法也。 四、《春秋学史》：甲申（2004）年春，余曾购读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憾其简括。今夏得赵伯雄《春秋学史》，考论倶佳，文富析微，转出沈书之上。通览一过，甚惬于心。较之他经，《春秋》之学尚无《著录考》，未知有无措意于此者。 五、《毛诗正义研究》：《毛诗定本》与《正义》本之别，清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已有详考，可为定论。韩宏韬此书专治《毛诗正义》，然未及二本之别，疏略阮说，反袭东瀛岛田翰之谬论。治经学而不精读清人之书，则易发辽东白豕之病，韩书即为镜鉴。 六、《走出中世纪》及二集：朱维铮先生之书，余读之甚早。所撰学术名著序言诸篇，尤为卓识，论由史出，可矫时弊。《中国经学史十讲》及所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实为余治经学之向导。《走出》二书，则力求平实、通俗，故读者甚夥。先生之学，颇为欧美治汉学者推重，然其所重者，似在晚明清初中西交通数文，于经学史研究无预焉。惟其嗤点古人，颇多轻渎，以今日之见识苛责于古人，吾未见其情理之所安。曾闻先生好骂，以此观之，亦非诞言。然今日党国之主义，亦未殊于往昔帝国之经学，不考古学者，恐亦难知其源流矣。 七、《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此书述明代政治运作，最是提纲挈领；论万历君臣心迹，尤能妙语破的。潜心读之，非惟知一朝一姓之兴衰，亦见文官政治之得失。阴阳交斗，德法失衡，揆之今日，所在多有。此书余往年曾泛览半部，未能毕功，入宝山而徒手出，惜哉！重温此书益觉中华之文化，似无所为于今日矣。全盘西化论者虽不足为法戒，然欲持旧学以致力时用者，实乃愚不可言。 八、《管锥编》：钱钟书此书采铜甚多，惜未熔铸成器。随文所论，妙义迭出，皆属不刊，然为材料所掩，故世人惊其浩瀚者多，得其精义者少。余今以参编《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故检其考校严可均书者，凡得七十余条，草成一文。若有治此书者，将其所论，分别类聚，施以索引，抑或有益于读者。 九、《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今日治唐代文史，不知诗史互证，则可谓之“不入流”（陈寅恪语）。陈先生之《元白诗笺证稿》，即为此法之典范。郝润华先生此书，专论《钱注杜诗》解诗之法，无暇顾及此法之源流。今检《毛诗正义》，则《诗序》、郑笺、孔疏，皆为以史证诗；《春秋左传正义》，则多有以诗证史者。观元白所论，“补察时政”之说，实本《诗序》。陈先生龀岁熟读经传，故其 “诗史互证”，或源自《诗经》汉学。(作者系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