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峰文传学院教师
    邰科祥离开商洛，已经七年了。说实话，他在商洛时，我对他并没有好感；他离开商洛之后，我也并没有丝毫对他的思念。但在外游学数年，重新回到商洛，我却突然想起了他。
    他尚在商洛之时，我们背后叫他老邰。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词。印象中，他口才较差，言语缠夹，往往絮叨半日，听者不知所云。开会讲话时，他会习惯性地把裤管卷上去，放下来，卷上去，再放下来⋯⋯一直到发言完毕。说话时会夹杂几句“吭吭吭”的似笑非笑的声音。别人都觉得憨厚得有些可爱，我却不怎么喜欢。
    我不喜欢老邰，是有原因的。十年前我刚到商洛，还不习惯于做一名老师，也不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还听不太懂当地的方言，老邰就派我到洛南去带队实习。
     对我而言，那段生活是极不愉快的，为了让这种不快尽快转移，我只能迁怒到老邰身上。返商之后，我将在洛南写的一组小诗发表在校报上，一次老邰见到我，说诗写得不错，我打了个哈哈就过去了。我并不会因为他对我的称赞，而改变对他的看法。我甚至觉得我的诗本来写的不好，他是因为不懂装懂才说好。成见之深，以至于此。    老邰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西北大学的文艺学硕士。在他离开商洛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文系就他一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其他人都是本科毕业就到学校教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研究上，是存在短板的。但那时我们并不因此而更加尊重他。一次，他和一名国内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论战，被对方骂得狗血淋头。文章被同事看到了，很多人都显得很高兴，有人还特意将其放在中文系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让大家奇文共赏析。我觉得那是故意羞辱他，但老邰似乎也不太在意。后来，我向学渐深，也写了一些商榷文字，忽然明白，真正写的糟糕的文章或著作，是没有人屑于花时间去批评的。引来批评的，往往是因为有一些学术影响的缘故。果然，老邰离开之后，我们过着非常安静的日子，从来没有人来骂我们那一篇文章写的不好。也许，别人从来就不知道我们存在，而且还写了篇文字吧？
    那时候老邰主要的精力，都在研究贾平凹的作品，被戏称为“贾学”专家。陕西人是很喜欢给贾平凹写文或写书的。贾平凹经常说他养活了很多人，在我看来，老邰应算是一个。对贾平凹的书，我也是很熟悉的，《怀念狼》以前的作品，我大多不止看过一遍。但读的多了，反而失去了审美能力，所以觉得研究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有出息。尤其是当时学术界已对“抬轿”式的颂扬批评颇有微词，我当时觉得老邰似乎也属于“抬轿派”。后来才知道，老邰与那些专事颂扬的人，是很有些不同的。他对贾平凹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多能提出批评和建议，虽然未必被听取，却显示出了一个批评家的独立的立场。这在陕西批评界，是并不多见的。
    商洛是贾平凹的故乡，老邰在商洛研究贾平凹，并出版了几部专著，在省内外产來生了一些影响。在大多数人看，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但不知为什么，老邰突然要离這個开商洛。听到消息之后，我感到很有些纳闷。老邰走后，对于他为何要离开商洛，有着各类不同的说辞。别人说时，我就那么听着，但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以至今日下笔，我甚至连一条也想不起来。可见我的记忆细胞，一个也不愿意为他操劳。后来，偶尔也会觉得老邰走后，平凹的家乡似乎就没什么人在研究平凹了。话又说回来，研究贾平凹，顶得了家里的一瓶酱油半瓶醋吗？不研究也就不研究吧，日子还是那么过。
    近些年随着地方高校为当地服务意识的确立，地域文化的研究，渐成热门。我们很多人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了“预流”，纷纷想在商洛挖掘出一点文化遗产，涂抹几篇文章发表。但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一阵寻寻觅觅之后，大家凄凄惨惨地发现，两三千年的商洛文化史上，一片冷冷捯清清，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饬。唯一能够产生全国影响的，还是贾平凹。然而，此时贾平凹研究已经比数年前热火了很多，西安已成立了多家专门研究贾平凹的文化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话语权。而老邰的“贾学”研究新著，又出版了，而且还获了一个什么奖。
    从个人感情角度，老邰是否留在商洛，在我心中荡不起一丝涟漪；但从学校科研发展的角度看，老邰的离开，使某些专业的学科建设，产生很大的难以填补的空白。这种人才的流失，对一个学校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所以，今天我愿意拿起笔，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并作为一种现象，留给我们去思考。